对交强险赔偿责任是否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问题的探讨

商平度


目前，一些法院出于最大化保护受害人利益的考虑，在确定保险公司交强险的赔偿责任时，不区分被保险人是否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责无责以及分项限额的限制，判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笔者认为这一做法于法无据，违背了在司法裁判中法律适用的原则，不仅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而且使得交强险业务无法实现长久良性运转，有损交强险法律制度的正确贯彻执行。
　　一、交强险法律制度的实务内涵
　　《道路交通安全法》（下称道交法）第1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2006年7月1日，国务院颁布实施交强险条例，对交强险制度从投保、赔偿到监管作了全面系统规定。其中，交强险条例第23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同年6月19日，中国保监会批复明确了在全国统一适用的交强险条款和费率，审批了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自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进入全面正式运行阶段。交强险制度运行近两年后，2007年12月14日，中国保监会进行了交强险费率调整听证会。2008年1月11日，中国保监会在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责任限额、费率水平进行“双调整”，确定了费率调整方案，并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中国保监会关于调整交强险责任限额的公告》(下称公告)，公告内容如下：根据交强险条例的有关规定，在综合分析各方意见的基础上，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确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规定从2008年2月1日零时起实行新的责任限额：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2000元人民币。被保险机动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11000元人民币；医疗费用赔偿限额1000元人民币；财产损失赔偿限额100元人民币。中国保险协会同时对交强险条款的责任限额进行了同步修改，上述基础费率、责任限额和交强险条款构成了目前我国交强险业务中实际运行的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
　　二、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与完整性。
　　一些法院之所以不区分无责与有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认为交强险第23条虽然对此有规定，但保监会并未会同交强险条例要求的有关部门制定责任限额，认为是保监会单独进行的责任限额公告，不能在审判中适用，也不能援引。这是对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保障功能缺乏全面认识。交强险作为一项全国适用的社会保障的强制公共政策，其交强险基础费率、交强险条款、责任限额都是全国统一适用的，这种全国统一适用的法定要求，不允许个别地方进行随意变更；按照交强险条例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要求，保监会及有关部门在保险费率、保险条款和责任限额的确定上是整体化考虑设定的，并且要求交强险业务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并对其进行审核公开。保监会在审批基础费率时，是只考虑交强险业务的成本因素，不设定预期利润率，即费率中不含利润。这样的考虑有利于降低费率水平，有利于广大投保人。交强险条例第23条之所以规定实行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是根据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风险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保障，有利于减低赔付的不确定性，从而有效控制风险，降低费率水平。而无责情况下的分项责任限额，一方面是体现了对受害人的保护，无论受害人在交通事故中是否有过错，均能获得一定的经济补偿。另一方面也兼顾投保人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体现公平性原则。交强险的赔偿资金来源于广大投保人的保费，分项责任限额的标准设置不仅关系到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还关系到投保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对此交强险条例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从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需求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和投保人经济承受能力，遵循保险行业的风险统计与精算的业务规律，实行社会效益优先与实行商业化运作相协调的经营模式，制定的适合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需要的强制保险分项责任限额。而且，实行分项责任限额也是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做法。对上述内容，在交强险条例发布时，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负责人就交强险条例答记者问中均有明确阐述。交强险作为一种强制保险具有法定性、社会性和公益性，保监会按照该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与制定的交强险费率、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费率奖惩调整和交强险条款是一个整体规范，交强险费率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一个相互对应的整体。
　　三、责任限额立法本意的梳理界定
　　在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时，是裁判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总额承担赔偿责任，还是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承担责任，问题的关键是对于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认识。因此，依法确定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是统一认识的关键。因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在道交法、交强险条例不同条文中出现，需要对有关条文进行文本含义的梳理分析。一是道交法中的规定。第75条：“……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第76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由于上述两个法条中的责任限额分别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和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因此，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内涵尚不能唯一确定，只是原则性的表述；二是国务院依据道交法第十七条的授权，所颁布交强险条例中的规定。第21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与道交法第76条规定一致；第22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该条中的责任限额对应的也是抢救费用。但对于抢救费用这一法律概念，在交强险条例第五章附则中进行了解释，第42条规定：“……(三)抢救费用，是指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员受伤时，医疗机构……采取必要的处理措施所发生的医疗费用”。由此得出，道交法75条中的抢救费用对应的责任限额范围应当是医疗费。如上所述，交强险条例第23条是对责任限额这一法律概念的具体规定，该条明确规定了全国统一的分项责任限额，保险公司在进行赔偿时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保险人有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有责分项责任限额；另一种是被保险人在无责任情况下，保险公司承担的分项责任限额。对于如何划定被保险人有责与无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范围，授权保监会会同有关部门规定。因此，道交法和交强险条例中的责任限额都是指分项责任限额。对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的修正案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布会上针对社会上对第76条的误读明确指出，强制保险在三者险的范围内不是不认过错全部赔偿，保险公司什么情况下赔，什么情况下不赔，关键词是“责任限额”，是“责任”加“限额”，是讲责任的，不是说不分青红皂白全部赔偿，怎么赔，责任怎么定，限额怎么定，由国务院规定。因此，对于责任限额这个法律概念的理解应当以交强险条例的条款文本含义为标准。只有按照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定依法处理事故赔偿问题，才是实现立法目的的关键。
　　四、不区分有责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后果分析
　　如果在司法和行政执法中，单独在赔偿环节上，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确定赔偿责任，而是以责任限额总额为准确定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是擅自加大了保险公司的法定赔偿责任，在整体上将导致交强险业务的亏损，无法实现交强险业务的长久良性运作，使得不盈利不亏损的交强险运行原则落空。如果保监会为维持该项保险业务的整体不盈不亏，势必需要进一步提高保险费率，这对于广大没有发生事故的投保人将是一种极大地不公平。而且，国家频繁调整费率也会导致交强险制度的不稳定。从个案看，虽然不区分有责与无责以及分项责任限额的做法最大化的保护了受害人利益，但却不是依法保护。而且，交通事故往往同时涉及多个受害人和人身死亡伤残、医疗费用和财产损失项目，如果不按照法定的分项赔偿限额，可能导致受害人最需保障的相关项目得不到适度赔偿，导致相关人合法利益保护的冲突与失衡。举例来说，如果在一次事故中有一个受害人，财产损失3万元的话，保险公司就要赔偿3万元，而不是有责情况下的分项限额财产损失的2千元；如果有两个受害人，一个在事故中财产损失是10万元，而另外一个受害人是伤亡的情况，涉及的赔偿金也是10万元，按照不分项赔偿的话，两者是同等保护，在12.2万元的总额内，只能是各得赔偿6.1万元。这显然与交强险重点保障人身伤亡的制度安排相悖，对于伤亡的受害人是不会答应的，法官最终可能被迫回调到分项限额赔偿，让财产损失的受害人得到赔偿2千元，使伤亡的受害人得到12万元；如果在司法中出现不分项和分项责任限额并存的情形，那么法官的裁判随意性也将无法控制。从目前交强险费率水平与责任限额保障能力看，是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投保人的经济承受条件所限的基本保障。以目前的赔偿责任限额，只能是保障受害人依法得到适度赔偿，但这种适度赔偿是区分保障重点的适度赔偿，不可能完全满足受害人利益的全面保障，尚需要投保人在交强险之外，对机动车另投商业险予以补充，或者事故侵权人自身具备经济赔偿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全面实现对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不是通过随意加大保险人的法定保险责任，来追求被害人利益保护的最大化。
　　五、保监会公告、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
　　在保监会的《公告》中，已经讲明是会同有关部门确定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调整方案，这与法定的交强险条款的内容是一致的。如果认为这是保监会单方就责任限额进行了《公告》，认为保监会仅仅是出于行业利益的保护，所审批的交强险条款和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是对受害人第三方利益的损害，是一种机械片面的错误认识，这是对保监会的法定职责和交强险条款效力的误读。保监会的法定职责是依据国务院授权，履行行政管理职能，依照法律、法规统一监督管理全国保险市场，维护着保险业的合法、稳健运行，不是保险行业的利益代言人。如果认为保监会的《公告》无效的话，应当由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查，并在备案审查程序中予以纠正，但目前并未撤销，而且在保险实务中一直在运行。从另一个角度讲，不区分有责无则的责任限额总额12.2万元是《公告》规定的各分项责任限额的人为相加，如果《公告》无效的话，这种人为相加的12.2万元总额也就没有了出处。作为司法机关不能认为公告部分有效，部分无效。责任限额在交强险条款和交强险保单中，交强险的各分项赔偿限额都是分项予以载明的，并无交强险总责任限额的规定。责任限额总额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将有责的各分项责任限额人为相加得出的总责任限额不能与交强险费率、交强险条款相互对应，不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在交通事故的统计数据中，财产损失的风险概率是高于人身伤亡的风险概率的，照此赔偿的话，保险公司对此就要用交强险保费的大部分用于支付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这显然背离了交强险分项限额优先保障受害人人身损害的制度安排，直接危及交强险制度的正常实施。这种选择性适用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做法，使得交强险条例有关规定被人为规避，实质上是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介入了行政立法规制的范畴，是在复杂的保险业务领域创设规则，破坏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部门规定的完整性，损害了法制的统一。
对于交强险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交强险条例第6条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第13条规定：“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第38条中规定，保险公司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交强险业务的，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停止或吊销许可证。由此可见，交强险条款属于法定险的法定条款，是保监会审批后发布全国的，任何人都不得变更，它突破了传统的保险契约自由约定原则，不同于保险法所规范的商业保险。如果认为交强险条款是损害了受害人作为第三人的利益，是投保人与保险公司通过对第三者伤亡时的约定，使保险公司应承担的法定赔偿义务进行了“缩水”,是对交强险条款的制定主体的法定性和法律效力缺乏正确认识。另外，交强险条款中的免责条款属于法定免责事项，对于法定免责条款保险公司无需履行明确说明的义务。而保险法第17条规定的免责事项说明义务仅适用于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事项，而不适用法定条款的法定免责事项。因此，不能简单的将交强险条款认为是保险法所规定的格式条款。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审判机关应当对保监会有关规范性文件作出合法有效的认定，并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六、对道交法与交强险条例的司法适用原则
　　交强险条例相对于道交法虽然是下位法，但交强险条例是道交法授权国务院制定的具体办法，属于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司法适用原则，应当首先适用交强险条例的具体规范。道交法作为上位法，是通过其中的授权条款将其责任限额这一原则性规范在交强险条例中进行了具体规定。如果以道交法中的责任限额的原则性表述认为就是不区分有责与无责的责任限额总额，等于否定了交强险条例中的区分有责与无责的分项责任限额的文本含义。在司法裁判和行政执法中，在原则规范与具体规范不存在冲突或具体规范不存在缺失的情况下，直接从上位法原则性规范中确定赔偿责任限额含义的做法，属于随意扩大解释，违背了法律适用应当首先寻找具体法律调整规范的原则。对于交强险法律制度来说，立法者之所以在道交法中有原则性规定，又授权行政立法制定具体办法，是因为交强险所调整社会领域的性质所决定的，对于交强险这一新型的强制保险业务，应有行政法规来规制其具体的运作。因此，应当从交强险条例中全面解读交强险法律制度，了解保监会监督管理职能和保监会所发布规范性文件的效力。综上，交强险业务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应当适用交强险条例。保监会依据授权对交强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依法制定有关规范性文件是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实际需要，也是交强险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
　　七、对最高法有关批复的理解问题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办理一起关于交强险合同纠纷的再审案件时，审委会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理解和适用产生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只应作限制性理解，即“财产损失”是指因发生交通事故致使车物等财产损毁而造成的损失，也就是狭义的财产损失，故不能免除保险公司对其他人身伤亡损失的赔偿责任；另一种意见认为，对第22条第2款中的“财产损失”应作广义理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 “因生命、健康、身体遭受侵害，赔偿权利人起诉请求赔偿义务人赔偿财产损失和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的规定，“财产损失”系指与精神损害相对应的广义上的财产损失，因此，交强险条例第22条的免赔范围包括因人身伤亡产生的各项经济损失，如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等。针对该重大分歧，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专门请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后作出了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的答复（〔2009〕民立他字第4号）。该批复确认了交强险条例第22条责任限额对应的是抢救费用，即医疗费用限额。因此，该批复是遵守了交强险条例第23条分项赔偿责任限额的规定。
　　此外，对于保险公司在抢救阶段与诉讼阶段的责任性质问题，有的以最高法主张在被盗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后，受害人可以将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其在赔偿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观点为据，认为最高法是将交强险条例第22条保险公司的垫付责任变成了赔偿责任，是对交强险条例规定的突破。这是对交强险条例第22条和最高法主张的误读。在抢救阶段，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与垫付抢救费用，是因为抢救生命的特殊情形和事故责任尚未依法认定所决定的，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的抢救对象，是参加交强险、享受保险责任的受害人，并且抢救费用的支付或垫付以医疗费用限额为限，而且保险公司支付或垫付抢救费用后，一旦确定交通事故责任，保险公司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而在诉讼阶段，不存在或已经脱离了抢救生命的紧急状态，事故责任已经明确，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资格就是被告，只要符合保险责任的范围，保险公司承担的就是赔偿责任。因此，不可把保险公司在抢救期间与诉讼期间的责任性质混为一谈。


东营市人大内司委 商平度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政府令166号


　　《宁波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7月16日市人民政府第58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

　　市长

　　 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宁波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生猪屠宰管理，保证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公民身体健康，根据国务院《生猪屠宰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生猪屠宰及生猪产品加工、运输、销售、使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设置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有利防疫和流通、便于检疫和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市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宁波市畜禽屠宰管理所具体负责生猪屠宰的管理工作。

　　农业、工商、卫生、质监、食品药品监管、规划、环保、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生猪屠宰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协助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做好生猪屠宰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五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推行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分级管理制度，鼓励、引导、扶持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实行规模化、工厂化、机械化屠宰。

　　第六条　鼓励生猪定点屠宰厂(场)与生猪养殖户、生猪产品供应商加强合作，创建肉类名牌。

　　鼓励生猪定点屠宰厂(场)通过生猪收购、加工、批发、零售，形成品牌肉加工、批发零售供销网络体系。

　　第七条 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生猪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网络追溯体系，提高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

　　第八条 鼓励相关行业协会发挥协调和自律作用，维护会员和行业利益，指导会员企业建立和完善生猪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培训和交流。

　　第九条 鼓励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检验和禁用药物检测工作服务外包。

　　符合条件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其他非政府组织，经签订服务外包协议，可以承担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检验和禁用药物检测工作。

　　服务外包协议应当明确各自权利、义务，并对外包事项的评价标准、程序、方式作出明确规定。

　　第十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和生猪产品批发、零售经营场所的举办者、生猪产品经营者应当对生猪产品质量安全负责。

　　第十一条 设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迁建）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应符合省人民政府批准的生猪定点屠宰厂（场）设置规划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

　　第十二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建成竣工后，由市人民政府组织有关部门进行验收。对于符合规定条件的，颁发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标志牌。

　　具备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可向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十三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必须遵守以下规定：

　　（一）屠宰的生猪应当附有产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出具的检疫合格证明；

　　（二）按照国家规定的操作规程和技术要求实行封闭式屠宰，正常生猪的屠宰应当在屠宰间进行，对出现普通病临床症状、物理性损伤以及一、二类以外疫病生猪的屠宰，应当在急宰间进行；

　　（三）不得对生猪及生猪产品注（灌）水或注入其他物质，不得屠宰注（灌）水或注入其他物质的生猪；

　　（四）按规定对生猪产品进行检疫、检验。经检疫、检验合格的生猪产品，在产品胴体的规定部位加盖统一的检疫、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并按头出具检疫、检验合格证。未经检疫、检验的生猪产品不得出厂（场），经检疫、检验不合格的生猪和生猪产品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五）建立健全可溯源的生猪定点屠宰管理台帐制度，台帐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六）对淘汰的种公母猪、晚阉猪等不符合商品猪标准的生猪，应当在胴体上单独加盖标志章，不得上市鲜销；

　　（七）实施生猪屠宰前禁用药物检测，对检测不合格的生猪应当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屠宰或转移；

　　（八）发现生猪患有《动物防疫法》规定的疑似重大疫病时，立即向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报告，并按规定进行处置。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个人不得非法提供生猪屠宰场所；不得伪造、涂改、转让生猪屠宰检疫、检验证明、生猪定点屠宰证书和生猪定点屠宰标志牌。

　　第十五条　承担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检验和禁用药物检测的机构应当客观公正地开展工作，出具的结论应如实反映生猪及生猪产品的质量情况，并对出具的检疫、检验和禁用药物检测报告负责。

　　第十六条　经营生猪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必须依法领取经营所需有关证（照），并进入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的场所经营。

　　第十七条　经营生猪产品批发业务的批发市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一）与生猪产品批发业务相配套的生猪产品吊挂、盛放等经营设施设备，生猪产品不得落地；

　　（二）与批发业务相适应的符合卫生条件的经营场地和冷藏设施；

　　（三）有相应的肉品品质检验室和肉品品质检验人员；

　　（四）有健全的管理制度及相应管理人员。

　　第十八条 生猪产品批发单位和个人应当查验生猪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禁用药物检测和运载工具消毒等情况，并做好查验记录。

　　菜市场、生鲜超市等生猪产品零售单位和个人对进场交易的生猪产品，应当查验检疫、检验合格验讫印章和检疫、检验合格证明以及购货凭证，并做好查验记录。

　　前两款规定的查验记录至少保存2年。

　　第十九条 流通的生猪产品，应当使用防尘且具有吊挂设施及内脏专用盛器的专用车辆运输，装运前和卸载后应当及时进行清洗消毒，防止二次污染。

　　第二十条 从本市外输入生猪产品，应当符合以下规定：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生猪产品调运报验制度；

　　（二）有随货同行的生猪产品检疫合格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以及禁用药物检测和运载工具消毒等情况证明；

　　（三）经分割的生猪产品的包装，应当符合国家有关产品标识的规定，使用专用的保温运输工具；

　　（四）未被注（灌）水或注入其他物质；

　　（五）符合《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其他规定。

　　第二十一条　生猪产品经营者销售生猪产品，应当具有生猪定点屠宰厂（场）出具的肉品品质检验合格验讫印章、检疫、检验合格证明，并在经营场所显著位置明示。

　　发现有不符合规定的生猪产品，不得上市，并及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报告。

　　第二十二条　餐饮服务经营者、集体伙食单位和生猪产品加工单位、个人销售或使用的生猪产品应当是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生猪产品。

　　采购单位应当建立生猪产品采购登记制度，设立进货登记台帐，并附贴有关凭证，台帐登记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第二十三条　市和县（市）区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公布举报电话、通信地址和电子邮件信箱，接受有关生猪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的举报；对举报属实的，应当给予举报人奖励。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其他法律、法规已经设定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五条　商品流通、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承担生猪及生猪产品检疫、检验和禁用药物检测工作机构及其设备、场所的监督检查。对不具备相应条件或违反合同约定的，可依法给予处罚、终止合同或要求承担相应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生猪定点屠宰厂（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对其主要负责人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按规定进行生猪禁用药物检测的；

　　（二）屠宰、转移禁用药物检测不合格的生猪的。

　　第二十七条　经营生猪产品批发业务的批发市场不符合本办法第十七条规定条件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并可处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仍达不到条件的，由原发证（照）机关吊销有关证照。

　　第二十八条　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未按规定查验有关证明和保存查验记录的, 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从市外输入生猪产品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第二十条规定，由商品流通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进行处罚。

　　第三十条　对牛的屠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2001年3月20日起施行的《宁波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市人民政府令第88号）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