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律师介入的两个问题/郑广宇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3 04:32:21   浏览:8519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新刑事诉讼法将犯罪嫌疑人原来在审查起诉阶段有权聘请律师,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一修订,明确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执业身份及其诉讼地位和作用,丰富了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执业权利,解决了实践中存在的一些不便于律师执业的问题。

一、侦查阶段辩护律师会见权的行使。律师介入侦查的身份,由原来受委托的律师向辩护律师的转换,并不意味着不同诉讼阶段的执业权利也随之转移。为防止混淆辩护律师在不同诉讼阶段的执业权利,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辩护律师的委托。无论修订前后的刑事诉讼法,还是律师法,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是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诉讼权利。新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第3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只能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期间要求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转达其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的,也可以由其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侦查阶段在押的,有权委托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辩护人。此规定是对1998年六部院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规定的吸收和完善。但应当明确的是,一是“代为委托人”应当是犯罪嫌疑人的监护人、近亲属,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均不能成为“代为委托人”;二是由监护人、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必须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未在押的不能行使代为委托权;三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其监护人代为委托律师的,由于监护人系法定代理人,有权直接代为委托律师;四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由其近亲属,即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姊妹代为委托律师的,犯罪嫌疑人应有明确的代为委托对象或者代为委托对象已征得犯罪嫌疑人本人同意。因为此项权利是犯罪嫌疑人本人的诉讼权利,由本人委托还是由近亲属代为委托,其选择决定权为犯罪嫌疑人本人所拥有,而且只能委托一至二名律师。本人之外的任何人未经犯罪嫌疑人同意,都无权代行其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只有经犯罪嫌疑人本人要求或同意代为委托的,其近亲属才能“也可以……代为委托辩护人”。未经本人同意擅自为其代为委托的做法应属无效委托。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对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由其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应让犯罪嫌疑人制作书面代为委托书或记明笔录,并及时向其代为委托人转达。转达情况应制作转达通知书或笔录,以备律师签订代为委托书和看守所安排会见时使用。

2.辩护律师的资质审查。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2款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此项规定,吸收了律师法的内容,并增加了“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的规定,为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提供了有力保障。司法实践中,由于聘请律师的渠道不同,委托书签订地点不同,辩护律师身份的生效基准日亦不相同,侦查机关和看守所在审查辩护律师资质时,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是辩护律师是否持有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等三证;二是委托书是否有律师和犯罪嫌疑人双方签字。如双方尚未签订委托书,但律师持有侦查机关转达犯罪嫌疑人聘请指定律师事务所或律师通知凭证的,侦查机关应负责安排律师与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签订聘请辩护律师的委托书;如犯罪嫌疑人在押前已与律师签订委托书,则应由看守所审查后,负责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三是由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应审查其近亲属是否有侦查机关代为委托转达通知凭证,没有转达通知凭证的,应属无效委托,不能安排会见。遇此情况,侦查机关应及时告知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其同意由近亲属代为委托律师的,应及时将其意见转达其指定的近亲属;四是由监护人代为委托律师的,看守所在审查后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

3.辩护律师的会见批准。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3款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此项规定,是对现行刑事诉讼法“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的具体化。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包括刑法第一章共12个罪名,恐怖活动犯罪包括公安部认定并公布的恐怖活动组织及恐怖活动人员名单成员实施的各类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指达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标准的案件。对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在羁押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将相关情况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在会见上述犯罪嫌疑人时,应向侦查机关提出会见申请,侦查机关在审查相关资质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未经侦查机关许可,看守所有权拒绝会见。虽属于上述三类案件,但侦查机关在律师会见前未通知看守所而安排会见的,看守所不承担相应责任。

二、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会见时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核实的表意是审核查实,核实的过程其实就是调查取证的过程。为此,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属于调查取证的范畴。新刑事诉讼法第37条第4款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也就是说,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虽然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过程中“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但不能向犯罪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其实,侦查阶段的辩护律师没有阅卷权,不掌握有关证据情况,也不具备核实证据的条件。只有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后,辩护律师才能够具备核实证据的条件。由于辩护律师的会见不被监听,会见过程和内容缺少监督,当前只能依靠律师的自觉自律。为此,检察机关对此应给予必要的关注,以保障辩护律师正确行使执业权利。


(作者单位: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
北京市人民政府


现发布《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部分条款的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依照本决定修正后,汇编重新公布。


市人民政府决定对《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的部分条款作如下修改:
1、第六条修改为:“开办劳务市场,由开办单位向市劳动局提出申请,经市劳动局审核批准取得劳务市场开办资格,方可开办。未取得开办资格的,不得开办劳务市场或者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劳务中介活动。禁止自发的劳务市场。
“申请劳务市场开办资格的具体办法,由市劳动局制定。”
2、第十四条第二项修改为:“对未取得开办资格擅自开办劳务市场或以营利为目的非法从事劳务中介活动的,由市或者区、县劳动局责令其停办或者停止违法活动,并根据情节轻重,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项修改为:“对超出核定的业务范围或者违反劳动法规、规章进行劳务中介活动的劳务市场服务组织,由市劳动局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开办单位的劳务市场开办资格。”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部分条文的文字和条、款、项顺序作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本决定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北京市劳务市场管理暂行办法》依照本决定修正后,汇编重新公布。



1997年12月31日
骗取铁路保价款的行为应当如何定性



案情简介

2006年6月,A公司朝阳销售处承租的库房即将到期,公司决定将该销售处库存的化肥调往B地。保管员孟某某经过清点发现库存的磷酸二铵化肥缺失,考虑到按照公司规定货物缺失应由保管员个人负责赔偿,于是孟某某与该销售处物流员、业务员张某某、刘某某商量通过铁路运输,制造化肥被盗假象,从而由铁路赔偿而使自己免责的办法解决。孟、张二人先到铁路部门办理了运输货物手续,并与铁路达成了保价运输协议,约定整车货物保价金额为50000元。7月2日,车皮计划下达后,孟、张二人组织装车。他们多报运输化肥数量3.74吨,铁路工作人员并未发觉。装毕,孟、张二人乘人不备用事先准备好的剪子在已经施封的铅封上剪出一个印,待工人们全部离开后,二人又返回列车边将铅封破掉制造被盗假象。几天后,列车到达B 地,铁路工作人员经过清点发现实到货物数量与托运数量不符,且铅封已破,于是向公安机关报案。此时孟某某等3人以为计划得逞,按照规定向铁路申报理赔手续,但不久此案告破。

分歧意见

对于孟某某等3人的行为如何定性,有以下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孟某某等3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本案中孟某某等3人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故意虚报装车化肥数量,并制造被盗假象,骗取铁路保价款。且本案情节并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孟某某等3人的行为涉嫌合同诈骗罪。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本案孟某某等3人是利用铁路运输合同,并且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诈骗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于1991年颁布的《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9条规定:“托运人以铁路运输货物,应与承运人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第13条规定:“托运人托运的货物,分为保价运输和不保价运输两种,按哪种方式运输,由托运人确定,并在货物运单托运人记载事项栏内注明。”本案中身为保管员的孟某某发现库存化肥缺失后,担心公司要求他个人赔偿,于是想出了利用铁路运输,制造被盗假象,从而由铁路赔偿的办法。A公司朝阳销售处与铁路签订了运输合同,并约定了保价运输的方式,而且在《铁路货物运单》和《铁路货票》中注明。这实际上是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达成了保价运输协议,形成了保价运输合同。根据民法规定,这种保价运输合同是基于铁路运输合同基础上产生的另外一个合同,是主合同中的从合同,如果没有运输合同也就没有保价合同,保价合同必须依附于运输合同而存在。而孟某某等3人正是利用这个合同,虚构了托运物品数量,制造了被盗假象,从而骗取铁路保价款。《铁路货物运输规程》第56条又规定:“保价运输的货物,最多不能超过该货物的保价金额,只损失一部分时,按损失货物与全批货物的比例乘以保价金额赔偿。”本案中,如果化肥确系运输过程中被盗,铁路则只应对缺失的部分即3.74吨进行保价赔偿,金额为3083元。由于铁路尚未实际理赔,故本案应属未遂。

二、本案应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五项“以其它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之规定。合同诈骗罪的法定情形共5种,前4种是具体的规定,而最后1种是兜底条款。本案中孟某某等3人的行为比较明显不属于前4种中任何一种,但由于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特别是符合是否利用经济合同并且是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的核心条件,所以按照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应为合同诈骗的行为。立法者显然在立法时考虑到不能穷尽列举所有合同诈骗情形,故最后一项设立兜底条款,这是立法的高明之处,同时,也为我们定性提供了依据。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李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