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司法实务中，因无证驾驶、醉酒驾驶、车辆被盗抢期间发生交通事故等保险人故意致人死亡、伤残后遭保险公司拒赔的情况时有发生，但为保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受害人的权利，部分法官依据交通事故受害人人身伤亡损失非免于赔偿的免责性规定，而作出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赔偿受害人的判决。由此产生的保险公司交强险赔付后，如何行使追偿权的问题，现根据司法实践，结合相关理论予以探究。　　　

　　一、保险公司代位追偿权概念

　　保险公司的代位追偿权作为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保险公司代理被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请求赔偿的权力，也是保险法中古老而又颇具特色的一项制度。它是指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之日起，有权把自己置于被保险人的地位，获得被保险人有关该项损失的一切权利和补偿。保险人可以用被保险人的名义向第三者直接索赔或提起索赔诉讼，保险人的这种行为，就称为代位追偿；其所享有的权利，称为“代位追偿权”，其宗旨是为被侵权人提供双重保障，以确保被侵权人的损失得以充分补偿，同时，也不至于由于保险赔付而使侵权人或责任人逃避侵权之责。

　　二、保险公司免责条款的适用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该规定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原则性规定，为配合该法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21日颁布《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该条第二款规定：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可见，交通事故发生后，伤者需要抢救的，不论被保险人的责任大小，接到交通部门的通知和医院的清单，保险公司就要在医疗费用限额内垫付费用；如果被保险人无责任的，也要在无责任医疗费用赔偿限额内垫付。只有在条例规定的四种情形下，为了保护保险公司的利益，惩治违法的侵权人，才规定对保险公司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不存在这四种情况的，保险公司不享有已垫付抢救费用的追偿权。但保险公司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却将第二十二条被看作了免责条款，保险公司不仅在符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列举的三种情形时提出不予赔偿受害人的物质财产损失，而且对受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伤残赔偿金提出不予赔偿，认为应其未对人损损失的赔偿及追偿作明确规定，是意味法律的本意不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责任。但从立法原意上理解，《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的三种情形，不应是针对受害人而设定，应当理解为此种情况下，保险公司赔偿后可向责任人追偿。如果将条例中所列的免赔条款理解为保险公司不向受害人赔偿，那么机动车方在一般过失甚至无过失的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受害人都可以基于法律的规定而直接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而机动车方在存在法定严重过错（无证驾驶、醉酒等）情形下致人损害，受害人反而不能从保险公司获得赔偿，权益得不到保障，显然这并不是立法的本意。

　　三、保险公司代位追偿权的产生

　　在各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交强险是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它区别于商业性第三者责任险，是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维护社会大众利益，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强制推行的保险，其主要目的在于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够获得基本保障，具有社会公益属性。在交强险中，保险公司承担的无过错责任，即只要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辆发生了交通事故，致第三者人身伤亡，保险公司就应该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论交通事故当事人各方是否有过错以及过错程度如何。并且，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至规定，对于无证驾驶机动车而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仅是对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并未规定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和“丧葬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其他人身伤亡所致的经济损失不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多数法官根据该条款并没有明确保险公司对人身损害造成的损失不承担责任的情况下，认定保险公司应该对于交通事故遭受的人身损害也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垫付人身伤亡损失等责任后，同时取得了对事故责任人的代位追偿权，但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就是保险人所代位行使的实体权利，因此被保险人享有相应请求权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不可或缺的条件；2、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已给付保险金。根据法律规定，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只能在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才转移给保险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权利主体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是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对价，如果保险人尚未支付这个对价，则不得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3、仅限于法定的四种情形，即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4、代位求偿权的金额以给付的赔偿金额为限。保险人只能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即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仅限于保险赔偿金额范围。

　　四、保险公司追偿的对象

　　交强险中保险代位求偿的对象为对保险事故的发生和保险标的损失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侵权行为人或终结责任第三者，它可以是法人，也可以是自然人。

　　在司法实践中，交强险代位追偿权的对象则应为无证驾驶人、醉酒驾驶人、擅自驾驶他人车辆者、被盗抢车辆的非法使用人。当然，在无证驾驶、醉酒驾驶的情况下，车辆的所有人也可能因其管理过错承担相应责任时，而成为交强险的被追偿人；另外，如果交通事故是由于被保险人故意所致，则该保险人则当然是被追偿的主体。

　　五、追偿的范围的两种意见

　　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的追偿范围，目前的法律及相关法规均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也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意见：

　　1、保险公司仅可以就垫付的抢救费进行追偿。其理由为：根据《交强险条例》第23条中明确界定交强险赔偿死亡伤残类、医疗费用类、财产损失类三类损失，《交强险条例》第22条只明确规定保险公司垫付抢救费用(《交强险条例》第42条专门定义了抢救费用的概念，抢救费用显然属医疗费用类的部分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故《交强险条例》明确限定了保险公司追偿的范围仅限于其垫付的抢救费用。保险公司追偿的范围比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追偿的范围要狭窄，《交强险条例》第24条规定的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追偿的范围包括丧葬费用、抢救费用。保险公司依《条例》追偿的范围仅能限抢救费用范围，但然实践中保险公司如果确实多支付了其不该赔付的款项，其应该通过民法的不当得利返还或者《保险法》的代位请求赔偿制度予以救济。

　　 2、保险公司可以全额追偿。其理为：第一，《交强险条例》以保障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获得赔偿为目的，涉案交通事故受害人在事故中当场死亡，抢救费用的支付已不存在，保险公司应当依法、依约向受害人家属赔付死亡赔偿金。根据《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和交强险保险条款第九条的规定，保险公司对垫付的抢救费用有权追偿，而抢救费用亦属于人身损害引起的损失，按照同种情形同样对待的原理，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费用也可以追偿。第二，交强险保险条款第九条明确规定，在无证驾驶等四种情形下，保险公司不承担除抢救费用之外的其他损失和费用的垫付、赔偿之责。结合《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三种情形之一的被保险人故意制造交通事故的有关规定，显然可以看出，《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是对交强险除外责任的规定，它与《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一条的一般规定一起，旨在充分保护受害人利益的同时，兼顾保险公司利益，以制约致害人的故意违法行为。第三，根据侵权法原理及有关规定，人身损害赔偿以过错为基本的归责原则，造成死亡的，致害人依法应当承担死亡赔偿金等相关费用，如被保险人存在《交强险条例》第二十二条和交强险保险条款第9条所列的四种情形，保险公司有权向致害人全额追偿垫付费用，以体现过错方的终局性赔偿责任。

　　而在这两种观点中，笔者持第二种观点，即保险公司履行正常的交强险赔付责任后，保险公司可以对所赔付的医疗费用(含抢救费用)、死亡伤残费用在符合法定理由的前提下全额向致害人或终结责任人追偿。

　　（作者单位：江苏省阜宁县人民法院）
法律信仰与中国法治——由西方宗教信仰引起的思考

秦沛沛


摘要：通过中国法治的内在因素和西方法治的内在因素的研究，找出中国法治症结所在——法律信仰的缺失。

关键词：法治 法律信仰 儒家思想 中国法治 西方法治

内容：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篇》中指出：法治具有双重含义，法律获得普遍服从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应制定良好的法律。②前者强调法律至上，后者强调法律正当。虽然以后法治的研究都未超出此框架，但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不具有可操作性。它没有也不可能说明究竟何谓“普遍的服从”、何谓“制定的良好”。我国学者高鸿均曾这样看法治：“英美发系纵然内容繁多，简而言之，基于不过三维：一曰法律至上，法治之魂也；二曰司法独立，法治之制也；三曰正当程序，法治之式也。”同时他强调程序的重要性：法治之理，纵为金科玉律，若乏运行之制、操作之式，亦难免空头支票、空中楼阁，法治终空空也。③

法治是当代中国重新焕发的一个法律理想。法治为中国的制度注入锻骨强魄的理性，为学术提供激浊扬清的活力，然而又承载了过多的政治意愿和社会情感而臃杂不纯，以致时常被曲解。当今天我们又一次高扬法治之旗时，我们应该追本溯源的看一下西方的法治史，用对比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法治发展的轨迹。

二：西方法治的发展

应该说，法治思想的提出与阐述来源于两千年前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明确指出：“我们应该注意到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不能实现法治。”并明确提出前文所述的法治的两种含义。此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被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们所普遍接受。法治内涵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法治的形成要由生活在具体社会场合和背景下的人们通过他们的信念、制度和活动来赋予其含义。从古罗马的西塞罗、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格老秀斯，再到美国独立战争的杰斐逊等，都沿着亚里士多德这一法治公式在构建法治国。

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论可以看出，西方法治从源头起，至少注意到了从人性论和认识论两个角度论述法治问题。④西方法治此时就在人性论和认识论基础上直接提出了法治与人治的尖锐对立问题。其中蕴涵的核心价值为：高扬法的神圣性。其实，纵观继亚里士多德之后的西塞罗、托马斯·阿奎那等人，他们无不是神学派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统治乃是上帝的道德秩序和为确保这个道德秩序，能够通过理性而为人类所理解的神灵启示的一个自然映现。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是分不开的。中世纪的欧洲统治是王权和教权共同进行的。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公元194年盖拉西发表“双剑论”表明教皇和王权之间的平等。之后的欧洲，就开始了教会与世俗王权之间漫长的争斗。教会在这期间经历了盛行——衰落——继续盛行的过程，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当时用来约束教徒的规则）。其中教令法的渊源有《圣经》、公教会会议、地区性宗教会议的决议和教皇的命令等。教会颁布的这些法律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那种背景下教会基督教世界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教令法和一种或多种世俗法律体系的多重管辖之下。在教会与世俗王权争斗的同时，法律的至上观已在悄悄的树立。当两者相争时，必然要找到一个更合适的尺度来解决问题，这个合适的尺度就是法律，可谓渔翁得利啊！按照当时的政治法律实践，倘若教会应该享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那么，世俗王权就必须把这些权力作为对自己的最高权力的合法的限制来接受，同样，世俗王权的一些权力也构成了对教会最高权力的一种合法限制。⑤在法律的最高统治下，世俗王权和教会和平共处。

在基督教徒眼中，教皇是上帝的代表，此时的法律已被当作上帝的意志。因此，教会制定的一系列教条都被认为是神圣的、至高无上的，同时也被无条件的遵守。正因为此，经过历史的渗透与沉淀，宗教以把西方的法律抬高到了神圣的地位，将法治深入人心，让人民从内心里接受法律、服从法律。在这个时期，法律至上观已被确立起来，这为西方法治的发展极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关键性的。

三：中国法治溯源

春秋后期，郑子产铸刑书，是中国成文法诞生的标志。之后成文法在诸侯各国普遍化。到秦国时，受法家思想支配的秦王朝采用酷刑，并有了“焚书坑儒”的一幕。

其实中国古代先秦时期在治国方略上，就存在是依靠法律行政即法治⑥，还是依靠道德教化即德治两种主张的论争。在秦朝时，采用的“法治”，到了汉代，就改头换面的全部用儒家思想来武装了。汉代的法律为中国封建法律的主干，在中国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汉武帝推行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同时，也将中国古代散发着思想光芒的充满人文气息的道家、崇尚“依法治国”的法家一同埋葬。从那时起，中国人民时刻生存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历代不但礼法、礼率并称，礼书和法典并列，礼教与法律关系密切，而且在审判决狱上，更受汉代的春秋决狱的影响。⑦儒家思想无论从年代的久远（从汉武帝时到清末）、从实施手段上（作为历代治国方略）、从群众基础上（举国上下）等方面看，儒家思想在古代的思想领域有绝对的发言权，它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甚至外交，在当时的地位不亚于当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现在的地位。

作为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孔子总体思想特征有四：一是崇礼；二是纳仁入礼；三是德主刑辅；四是重视教化。孔子在法律方面推崇德治和人治。他曾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国格。”⑧

在先秦的各学派争论中，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形成了对立。⑧儒家坚持“德治”，他们的主张为后代思想家和政治家们所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以道德教化即德治治国根本的传统观念。儒家学派重德轻刑，孔子之后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承继了孔子的德治思想，以德治作为理想的治国手段，中国历史上所形成的以德治国和政治传统实践，与儒家思想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如何理解德治呢？孔子从人性善论⑨出发，认为人皆有仁心，此心是与天地之大德相通的，故良好的治理应该是仁心的运用，是仁政。他认为德治强调教化优先，刑威于后，把人看作自主自为的道德主体，而非国家暴力强制的对象。

那么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作何理解呢？在古罗马时代，柏拉图在早年时认为，一个最理想的国家就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一个最符合正义的国家，当然只能是由哲学王来统治。这是典型的“人治”观。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寻找他理想中的哲学王，遗憾的是，他终生没有找到。在他晚年时，他退而求其次，认为如果统治者不是哲学家，而且在短时间内又无法使统治者变成哲学家，那么就应该实行以法治国。柏拉图的终点正是西方法的起点。

儒家思想同样也推崇人治。孔子提出为政在人，孟子提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至于儒家思想中的人治，存在着争议。综观几前年的封建统治，笔者认为儒家所提倡的人治应是君主专制。他与柏拉图不同，柏拉图始终站在一个理性的构架上，并最终实现了法治的回归，使法治走入正轨；而孔子以人本善为根基，始终认为个人的权力和力量是无穷的，在这个框架下，将中国的法治引入偏离的轨道，并使之越走越远。

无论是德治还是人治，儒家不重视法律的作用，这是法治发展致命的。它只是将法治作为后补手段，一种惩罚措施，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儒家伦理影响下的社会规范，基本上有很强的一致性：情、理、法皆不外起规矩节度，法律列于最末。布莲克认为中国传统社会法律的维系社会功能远比道德、风俗、教化等小，相对于其他社会，其运作功能也来的微小，这种规范的一致性，并未使中国传统法律维系社会秩序的被害人无处申诉，只能诉诸形式上的力量，往非理性的路上求出路。在人们传统思想里，法律的威慑力远远大于法律的对自身的保护性，也就是在常人看来，法律是恐惧的。这种思想下只能培养人民对法律的反抗情绪，遵守很难做到，更别提服从了。这与西方的法治思想是根本背离的。瞿同祖先生说：“儒家为官既有司法的责任，可是它常于法律条文之外，更取决于儒家的思想。中国法律原无律无政不得为罪的规定，取自由裁定主义，伸缩性极大，这样，儒家思想在法律上一跃成为最高的原则，与法理无异。”⑩笔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法治发展受限的根源所在，也成为当今发展中国法治的一大障碍。

四：中国法律信仰思考

面对差距，我们不得不进行深思考,不得不转换思维方式，从上到下的思考与转变。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美国比较法学家和法制史学家伯尔曼的话，在今天的中国已成为引用率相当高的箴言。⑾法律与宗教联姻而生的法律信仰是西方法治得以确立和生长的观念基础,法治之所以首先在西方获得理论证成并付诸实践,与西方国家特有的以法律信仰为核心的法律文化传统有关。把法治作为法律理想的中国, 没有对法律的信仰就难以实现法制,中国要走向法治化就必须把法律作为被信仰的对象。牢牢把握法律信仰这一法治建设的核心要素,尽早实现国人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法治国家的理想。

中国正从人治向法治社会迈进,法治社会的建立是一个漫长、曲折、艰巨的过程。它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密切相连。中国的法治一直以来都是走的感性路线，没有形成一个从上至下的法律理性体系，而这些在西方国家早以被讨论、争议、并永久地实施了下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法治建设步履维艰,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及权大于法、以言代法等现象,仍屡见不鲜。这种现象还要存在多久，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我们树立法律至上的观点，把权力让度于法律，将法律看做保护自己的工具，而不是认为法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国家的机器”，我们的法治之路会走的顺利些。

参考文献

②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吴寿彭译 商务印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