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王方顺


【案情】
原告：何晗，女，农民，住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
被告：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村民委员会。
原告诉称，其丈夫李德民是外地人，她们结婚登记后二人户口均落户在垦利县垦利镇复兴村。多次向村委提出要求划分宅基地的申请，被告一直借故不给划分宅基地。因为没有住房，一直没有举行婚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履行职责。
被告辩称，接到原告的申请后，村委会经慎重研究，没有批准原告的申请，依据是《复兴村村庄规划条例》和《关于宅基地的管理办法》的规定。这两个规定均是经村两委、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讨论制定的。根据规定，本村宅基地只分给男的，不分给女的。
【审判】
原告于２００１年第一次起诉时，垦利县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提交的依据、证据可以证明其在申请村委会为其划分宅基地方面与男子享有同等的权利。对原告的申请，被告有义务依法召开村民会议进行讨论，于村民会议讨论后向原告作出明确的答复，被告理应履行其法定职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判决被告于判决书生效后一个月内对原告何晗的申请履行法定职责。
判决书生效后，被告召开村民大会，对原告的申请进行了集体讨论，被告根据讨论情况于２００１年５月２０日作出决议：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又请求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申请。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批准其宅基地的申请，属行政机关的行政职能，不具有可诉性，不属于受案范围，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原告又起诉，要求被告履行给其划分宅基地的法定职责。经市中院指定管辖，利津法院又判决被告在两个月内履行法定职责。但是，被告依然在召开村民大会进行集体讨论后作出了“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的决定，也就是不给原告安排宅基地。
【评析】
男女平等是我国宪法和各基本法的基本原则，原告追求与其他村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奋斗走到了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即通过审判解决。但司法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因此法院不能直接判令村委会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其履行法定职责。村委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重大事项经村民集体讨论决定”，作出了对原告不分宅基地的决定。被告认为不给原告分宅基地依据的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
在一起简单的要求村委会分宅基地的行政诉讼案件中，司法审判在保护男女平等原则上陷入了困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良状况呢？笔者认为，原因在于我国宪法严重的不良被动性造成的。我国宪法应从“后卫法”走向“前卫法”，必须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
一、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导致其权威地位的降低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基本法律必须依据宪法规定来制定，内容不得违背宪法的基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宪法应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人的行为首先得符合宪法，才能是合法的。但是，正是由于宪法被赋予最高的地位，在实践中其作用只能成为“法律的法律”，而难以成为处理具体问题的依据。宪法由于其原则性过强，不像其他法律那样具有针对性，导致宪法一般不对具体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衡量。在实践中，宪法处于远离司法前沿的大后方，成为一种“后卫法”，处于一种不良被动状态，这使人们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对宪法的忽略，从而导致宪法权威地位的降低。正如此案中，被告召开村民大会经过讨论决定不给妇女安排宅基地，原告只是想到了《妇女权益保护法》，而没有引用宪法论证被告的行为违背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原则，因而是无效的。我国宪法如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变被动为主动，从“后卫法”变为“前卫法”，积极走到处理问题的前沿阵地，大胆审视各种行为和规定是否符合宪法。
二、宪法的非司法化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
据统计，我国现行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共18项，但在具体法律中涉及到的只有9项，其余的则没有相应的法律具体规定。在具体立法不到位的情况下，法院审理案件如果不引用宪法，容易导致审判走向困境。山东姑娘齐玉苓诉陈晓琦等侵犯姓名权、受教育权一案，第一次打开了法院以宪法为直接判决依据的大门，实现了宪法与公民的“直接对话”，被称为“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但是，在审判实践中并没有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大部分司法人员在判决书中不想、也不敢轻易援引宪法规定。同时，具体的法律也抵制宪法的适用，真正实现“宪法的司法化”还有很大困难。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以法律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依据，在行政审判中明确把宪法的适用排除在外。但在审理具体案件时，法律、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适用结果，有时存在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情况。此案中，根据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原告何晗作为被告的一村民理应享受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既然其他人能分得宅基地，被告也应给原告分宅基地。虽然原告反复起诉到法院，法院也作出了判决，但是被告仍然不给原告分宅基地，在此司法审判显现出其对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保障的无力，陷入了困境。作为一名公民，要求享有与其他村民同等的权利，原告的要求是合法的，被告对其做法也振振有辞，有其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一条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第十九条规定：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讨论的结果是宅基地“分男不分女”，被告作出“分男不分女”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但却也是根据法律规定作出的。审判不能干涉行政，只能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不能直接判令被告给原告分宅基地，只能判决被告履行法定义务，最终导致原告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在行政审判中不能适用宪法造成的，根本原因在于宪法的不良被动性和非司法化。
三、解决宪法不良被动性的思考
（一）进一步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宪法诉讼制度
宪法既然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就不应排斥宪法在司法中的适用。应尽快采取措施，制定相应法律，加大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建立起宪法诉讼制度新机制。在司法活动中，首先要考虑具体行为是否符合宪法，要审查所适用的具体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宪法。在判决中，首先考虑要引用的条文是宪法，其次再引用其他法律。
（二）建立司法审查法律是否违宪制
在司法活动中，建立起对法律是否违宪的审查制度。当发现处理具体问题所要引用的法律与适用宪法会出现不同结果时，要拒绝适用低层次的法律或法规，可以直接引用宪法的基本原则论述理由作出判决。如在此案中，被告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村民实行自治，宅基地的使用方案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规定，作出了宅基地“分男不分女”的决定，这时司法机关就不能引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应直接适用宪法判令被告履行分给原告宅基地的义务。有关修宪条款应赋予司法机关跨越不能判令行政机关依法履行实体义务这道门槛的权利，这是解决类似问题的根本出路。这不是司法权干涉行政权的问题，而是确保宪法得以正确贯彻实施所必要的。
（三）建立制定法律和监督法律是否合宪相分离制度
法律、法规必须符合宪法才有效，但是在实践中缺乏具体的审查操作规程，形成职责不清局面。由谁去负责审查法律、法规是否符合宪法，违宪时如何处理都没有可操作性的明确规定。宪法、法律都是由同一部门制定的，真正实现自己发现自己的错误并进行纠正确实有一定难度。应设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法律、法规是否合乎宪法规定的新机制，当发现有关规定违背宪法原则时，及时提交专门的宪法法院进行审理并作出判决，以确保法律、法规能够合乎宪法规定。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人民法院）


　一段时期以来，刑事案件超期审判、超期羁押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法院长期未能有效解决的难点，对法院刑事审判的公信力造成了损害。从审判实践看，超期羁押较易解决，而超期审判产生的原因就较为复杂，笔者认为其中既有法官主观因素，也是审限制度缺陷使然。为从根本上解决公诉案件超审限问题，本文试就现行审限制度作一番理性思考，以求治本之策。
一、审限制度的法律意义及内在要求
十八世纪意大利法学家贝卡里亚说，“惩罚犯罪的刑罚越是迅速和及时，就越是公正和有益”，“因为犯罪与刑罚之间的时间间隔得越短，在人们心中，犯罪与刑罚这两个概念的联系就越突出、越持续，因而，人们就很自然地把犯罪看作起因，把刑罚看作不可缺少的必然结果”。刑罚的及时性必然要求刑事诉讼的及时性，因此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确立是实现刑法目的的需要，是诉讼公正的内在要求，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产物。然而，我们也不能忽略问题的另一面，即审限越短，效率越高，就必然带来公正吗？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法官的裁判来自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事实的认定又源于对证据的采信。而只有当法官对案件证据、事实及其法律属性产生内心确信时，他才有条件作出审判决策。这就有一个法官对案件理性分析判断的认识过程，有一个确保法官实现心证的程序设置（即庭审），有一个保障控辩双方主张诉讼权利的时间间隔。由此可见，审限设置过于短暂，将违背人的认识规律，必然带来以草率裁判为特征的司法暴政，最终损害刑事诉讼的公正性。因此，审限制度应当以合理适度为前提，在技术上应采取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立法手段。
二、现行审限制度的特点及完善
我国刑诉法第168条、第126条、第122条对一审公诉案件的审理作了时间上的限制和规定，即法院应在公诉案件受理后的一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在交通十分不便的边远地区的重大复杂案件；重大的犯罪集团案件；流窜作案的重大复杂案件；犯罪涉及面广，取证困难的重大复杂案件，经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批准或者决定，可以再延长一个月。此外还对改变管辖的案件，检察院补充侦查的案件作了重新计算审理期限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作精神病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的规定。最高院在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中，将刑诉法第165条（一）项当事人、辩护人申请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法官宣布延期审理的时间（不得超过一个月）不计入审理期限；被告人当庭拒绝辩护人为其辩护，要求另行委托辩护人，以及被告人要求另行指定辩护人而延期审理的，自案件宣布延期审理之日起至第十日止，另行委托、指定的辩护人或者辩护律师准备辩护的时间不计入审限；根据最高院解释第181条的规定裁定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限；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审理期限从决定转为普通程序之日起计算。另外，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3条重申了刑诉法第122条的规定，明确除精神病鉴定时间外，其他鉴定时间都应当计入办案期限，从而否定了最高院关于因重新鉴定而延期审理的时间不计入审限的司法解释。以上规定构成了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审限制度的基本内容，对实现刑事审判的公正与效率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审判实践中也暴露出当前审限制度合理性不足，原则性不强，灵活性不够的缺陷，有必要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是超审限的法律后果不明导致审限制度的刚性不足。刑诉法对案件超审限的后果未作规定，超审限对审判程序的推进不构成任何影响。目前审限制度的保障措施主要来自于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以及法院内部的工作考核，审限法律制度沦为了考量法官工作绩效的指标。由于超审限并不导致原诉讼行为无效，审限制度的严肃性未能受到法官的足够重视与维护，已成为超期审判屡禁不止的主观因素，因此增强审限的强制性势在必行。
有一种观点提出，审限制度既是对法官及其他诉讼参与人行使审判和诉讼权利的限制，又是被告人在法定期限内获得裁判的权利。国家审判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对其作出裁判，其法律后果应等同于刑法超过追诉时效期限，不得再以指控的事实对其审判而予以释放。这种观点有其一定合理性，但却过分关注于当事人个人的权利保护，忽略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揭露犯罪，惩罚犯罪，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追求，因而不符合我国的司法现实。笔者主张，将超审限作为程序严重违法的情形，明确列入刑诉法第191条因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应当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的情形之一。通过法律条文的昭示，激发法官严格执行审限制度的内在动力，也给法官的业绩考核提供依据。
二是审限偏短，合理性不足。审限的合理性要求审理期限的设置必须满足于刑事案件审判的需要。刑诉法规定以普通程序审理刑事案件至迟不得超过一个半月。刑诉法修订之时我国尚实行的是周日休息制度，而修订后的刑诉法实施以来，国家实施了每周双休日制度。按照一个半月6个星期日计算，应扣除法定假日12天，尚余办案时间1个月零3天。当前法院内部普遍推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审判流程管理，实行立审分离，立案庭受理公诉案件后移送刑庭至少耗时1天，立案庭排期开庭时间一般确定于案件受理后的第12日（为确保开庭前十日送达起诉书副本，需留两天送达时间，被告人未被羁押的案件送达耗时更多），此时尚余办案时间20天。法官开展证据展示、庭审及撰写打印判决书，以及公开宣判，至少耗时3天。真正可由法官支配的时间已不足17天。这17天中，还要面临案件中大量存在的传唤证人出庭、休庭调查核实证据、重新鉴定以及重新开庭审理等诉讼活动。而这一切还仅仅是一名法官高效率审理一宗案件的情形。事实上，刑事法官不可能单独只办一宗案件。以笔者所在庭为例，一名法官年均审结70余件计，每个月承办审结的案件就达6件，审判用时更为紧张，法官利用休息时间加班已成普遍现象。由于审限制度的合理性不足，不能满足审判工作客观要求，成为了超审限案件大量存在的客观原因。为此，建议在刑诉法重新修订之时，将普通程序案件审限延长至二个月，简易程序案件审限延长至一个月为宜。
三是立法粗疏，解释不一，操作性不强。程序法是法官和诉讼参与人在诉讼中必须遵循的原则、方式和程序，直接指导和规范诉讼主体的诉讼活动。从立法技术上看，宜细不宜粗，真正给诉讼参与人起到诉讼指南针的作用。但现行刑诉法的规定却过于原则，两高不得不对执行刑诉法分别作出详细的司法解释即充分说明立法上的缺陷。刑诉法关于审限的规定亦存在操作性不强、灵活性不足的问题。司法实践中，影响审限的因素除刑诉法第168条、第126条、第122条所列可以重新计算或不计入审限的情况外，还大量存在通知证人出庭，申请法官回避，重新鉴定、勘验，调取新的物证，法官休庭调查核实证据，重新委托或另行指定辩护人，未羁押的被告人生病、外逃等，对这些因需延期开庭而影响审限执行的情况，刑诉法均未作审限调整。最高法院从审判实际出发，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加以弥补，缓解了刑事法官超审限的压力。但这些解释超越了法律的规定，颇有越位之嫌。其中，关于重新鉴定的时间不计入审限的解释，又被两高四部委《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予以否定。这里也引申出两高四部委的规定是否是有效解释，是什么属性的解释（立法还是司法解释），其效力是否当然高于两高司法解释的问题。从以上立法概况可以看出，对审限制度的修订和完善已成为当务之急。考虑到审限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建议在修订刑诉法时在审理程序一章中就审限制度专设一节加以系统规定，全面吸收最高院对审限的补充解释。
四是刑诉法存在中止审理的制度缺失，使审限制度因救济手段不足而缺乏灵活性。中止审理是诉讼法中普遍采用的程序制度，但现行刑诉法并未吸收这一制度。由于中止制度的缺位，案件出现既不能审结，又无法继续审理的客观情况时，法官将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从而导致审限超期。此种超审限很难归责于办案法官，而是立法本身造就出的违法状态，实为立法之大忌。鉴于中止制度对于刑事诉讼的重大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第181条规定，自诉人或者被告人患精神病或者其他严重疾病，被告人脱逃，以及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中止审理的原因消失后，应当恢复审理。中止审理的期间不计入审理期限。这一规定，勾画出了刑事诉讼中止制度的基本框架，为当前审判实践所遵循。由于司法解释只能对现有法律规范加以阐释，却不能创制法律，因此最高院解释所确立的中止制度从其产生之时就打上了先天不足的烙印，实为无奈之举。因此，将最高院解释中的中止制度纳入刑诉法已势在必行。考虑到诉讼中止原因的复杂性，笔者还认为，应将最高院解释第181条“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的”，修改为“致使案件在审理期限内无法继续审理或作出判决的”；将“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改为“由于其他原因，致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以增强法官适用中止制度的灵活性和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