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於兴中的“法治三篇”
王家国 张红梅
近来，我在读书中有幸读到了於兴中先生的几篇好文章，最有代表性的个人觉得是这三篇，即《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和《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以下皆用文题首字代替全称)，於先生基于对中国德治传统的深度理解和对西方法治文明的高度把握，对现代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诸多现象和问题进行了深切反思，文章多以对“法治的理论分析与反思”为主基调，融贯中西，研读起来确实是精神享受。故此想推荐同道者一读，一并将自己的所学所思形诸于文，以期交流。
一、文章的大体介绍首先我们从《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这一文入手，这篇文章可以大体浓缩为“一个观点、两对矛盾、三性文明、四大因素”。“一个观点”即通过对法律文明秩序的法理解析和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的反思，提出“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的社会，它只能造就一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请大家注意这句十分憾人心魄的话语，读到这里时不知道大家有无同我一样的感觉：心灵向下猛地一沉，然后陷入沉思。
“两对矛盾”，一是智性与灵性之间的矛盾，即文章讲到的，“法律文明秩序是人的智性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但同时也是对人的向善的能力的怀疑”。用哲学的话讲就是灵与肉的矛盾，当我们以一种智性的法律来规范和肯定人类社会的时候，我们同时就是在对人的原始向善能力的否定。另一对矛盾即是在文章第三部分提出的“人生的意义”与“人生的必需”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二者代表着德治与法治之间的选择上的矛盾，法治为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即人生的必需）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规则或平台，但它做到的只是不让人使坏，不做坏事，却无法从灵魂深处促发人们去做好事，即向善，而后者才是“人生的意义”。
“三性文明”即宗教文明、道德文明和法治文明，与之相应的社会秩序便是宗教文明秩序、道德文明秩序和法治文明秩序，文章的深刻之处不在于讲出这三个文明形态，而是基于对人本性的分析与建构的基础演绎出了这三性文明，即心性、智性与灵性，三者是并存的关系，并从这并存关系理论的基础之上推演出这三个文明形态都是“人的秉性的反应”的论断。这在《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意义》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总结，关于这一论点的伟大革命性意义我放到后面还要细讲。
“四个要素”即法律文明秩序包括法治理想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足以的范畴系统、以司法制度为足以的社会制度安排以及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於先生在多篇文章中都重复讲解和复述他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实施人权公约的文化意义》一文所要解决的是在传统的、德治的、以心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如何建立或移植现代的、法治的、以智性文化为主流的“法治”，作者最后采取的是折中综合的办法，即文章最后归纳的“从而使中国一维的道德文明秩序走向道德－－法律型的两维的文明秩序”。
《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是我最爱看的一篇，也许因为它是对认识论问题的探讨，而这正是我的兴趣之点。文章从认识论上寻找中国法治情结的形成原因，遗憾的是，这方面的分析和讨论好象还不够深入，或者说，分析的内容让人看得还不够过瘾。文章主要谈的是中国现代出现法治情结的原因分析，为此作者先破题，讲述什么是法治，什么是法治情结，然后再解题，提出为什么在中国现在出现法治情结，如此醉心于法治的6大成因，并重点讲解了强势文化和认识论两大原因，最后以总结与反思结束全文。
二、文章的思想与结构据我个人所对文章了解和把握的程度来看，我觉得於兴中先生始终在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即就是走出唯法而治，因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但这里大家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一个问题是，走出唯法而治不等同于走出唯律而治，也就是说，法治不只仅仅包括律治，法治这一概念它同时还包含法律意识的培育、法治文明的历史沉淀、法学教育的普及、法学大师的活跃、政治斗争的平衡乃至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等诸多因素和内涵。在这一点上，於兴中先生在《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一文中之表述显得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他的“四因素说”完全是在谈“律治”的因素问题，而我的观点是“律与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律是规则，是技术形式，法是精神，是内容本质。法治中包含着依律而治的技术要求，同时也包含着依德而治、公平正义的内容本质。当然文章向我们透露的走出唯法而治的观点已经是十分重要和深刻的了，至于争议或个人观点后文再述，这一点上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探讨。
这三篇文章基本可以形成一个整体，现在来看其内容与结构问题，首先内容上看，三篇文章都是“法治”，《作》文讲的是作为文明形态之一“法治”问题，《在》文讲的是中国落实人权公约过程中的法治建构问题，《强》文则是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文化背景和认识论基础的批判与反思，三篇文章在结构上或关系上可以表述为“不同层面、相互递进”。具体而言，《作》文是从文明或文化层面对作为文明形态的法治进行了法理分析，而《在》文则进入了实践领域，就中国落实人权中的法德二维并治模型建构的实践探讨，最后《强》文则从哲学反思的层面和高度指出“法治不是最终的善”，并呼吁走出唯法而治的歧路，三文相互递进，层面清晰，逐步深化。
三、心得与反思这里我简章的想讲三点。一是批判的精神。读完三篇文章，浑身不知不觉地充满了一种震奋的力量，这种力量也许就是来自于其字里行间的批判与反思精神。而这种反思与批判精神对于我们这些接近西方法治文明价值观比较多的年青一代来说无疑是一记棒喝。从19世纪中期晚清的大规模修宪立法、学习洋务活动为起点，德法之争就从未真正间断过。当时在清末为“礼法之争”，以沈家本为代表的法治派最终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日本等外国专家的配合，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较为“时髦”的近代法律体系，请注意，我在这里用的一个概念是“时髦”，而不是什么“科学”、“合理”、“完善”等概念，因为在当时的国际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进行的立法工作是在一个没有法治文明熏陶、没有法治精神支撑、人治和专制传统十分浓厚的国度里所进行的，甚至晚清政府的国家意志是愚民的，为保全王位而走的形式主义罢了，这种“立法”与其说是立法，不如说是“定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中国人观念中的“法律”概念便逐渐成了一个前偏后正、轻法重律甚至去法存律的怪胎，所以时至今日仍然有好多中国学者们认为“法律就是规则”，当然在西方也有法律是“规则治理的事业”之说乃至有纯粹法学。但试想一下，我们有了民法，但我们讲过诚信没有？我们有了刑法，但我们有过司法公正没有？一如一国有了宪法，国民就能享有真正完整意义的人权吗？！试回想一下西方法治文明建设历程，有多少不是经过法治精神的、经济危机的阵痛、政治着急的平衡与反思。所以强势文化送给我们的（或者我们从中所学习到的）只是“律”而非“法”。它是一个只有形式没有精神内容的东西，一个没有历史文化沉淀为背景的移植或叫杂交，逾淮为枳不复为橘。中国走上法治之路与其说是历史的必然，勿宁说是一个伟大而无奈的“政治决定”，一如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那样，这是一个跨世纪的悖论。
二是人本的关怀。最能体现这一关怀的便是《作》文中最后那句充满柔情却又无比震撼的转折复合句，即“一个完全建立在智性和法律之上的社会，也就是一个法治社会，只能造就一大堆现世主义的个人主义者，却孕育不出秉性健全的人来。”他还说，法治一元的文明秩序，充其量只能给人的智性的开发提供一片乐土，但却无助于心性和灵性的培养。法治文明秩序是理性主义指导下的一种社会秩序理想，想追究其理想逻辑起点，也许我们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那句“人是政治（社会）的动物”的断论，因为我们是社会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秩序化的存在形式，故而我们须是有规则制约的亦即法治的存在。但我们可以再问一句，人是政治的动物吗？或者这样问更适合于表达我的意思，即人只仅仅是政治的动物吗？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这个问题其实人类一直在追问，考虑到今天也没有停止，在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追问过程中，让人类走上理性主义的道路之第一人应当算是柏拉图，但后来又把人类彻底带入理性主义对殿而迷失了、出不来了的就是康德，他把理性分成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当然康德指出的这两条路最终分别为黑格尔与马克思分别继承并各自发展到顶峰。遗憾的是，在这个“会当临绝顶”的理性主义高处，我们却迷失了自己，找不到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於兴中先生在解决“人存在于各种各样关系中”这一命题时指出，人与自己的关系包括人的心性、灵性和智性三方面的发展，人与人的关系有建立在感情（感性）基础上的自然关系和准自然关系，建立在功利理性基础上的工作和交换关系，这一论说显然已走出了理性主义怪圈，再次确立了人的有感情、有灵魂同时也有理性的真实的存在，这才是真正的人本精神，这也是我在前面讲“三性文明”时所点到的。
三是综合的思维。哲学的思维是理性的、思辨的或者说是抽象的，这是因为它是哲学，它不是法学。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否也走哲学的思维模式，唯哲学是从呢，我看这是一个问题。答案是自明的，作为一门自称是独立的学科，应当走自己的路。看一下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历程就知道了，自然科学家虽然遵循的是哲学所强烈批评的原子论物质观，即形而上学的知性的思维方式，他们同样也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法学也应当而且必须有自己的认知方式或思维进路。哲学的任务是对知性知识的反思，解决思存关系问题，而法学的任务不仅要构勒公平正义的理想社会，还要构建文明秩序的当下社会，所以法学的认知世界的方式或思维进路就不能只是唯理性的，而必然是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并列共举，也就是於兴中先生指出的心性、智性和灵性的综合。在对法律文明、道德文明和宗教文明进行价值判断时，他说：“那么三者之间是否有高下、先进与落后之别呢？....我倾向于说三者之间同为人的秉性的反应，并无高下可言，只是侧重点不同”。当然，在这三个认知维度中，任何偏执于一方而忽视甚至否定其它认知维度存在的价值的研究理论或思路都将只是片面的，因而也无法说服对方，最显明的实例就是当今西方三大法学派的矛盾，即分析法学、实证主义和社会法学。而综合法学，以博登海默为代表的新兴一派，正成为西方法学发展的一个大趋势。因此，这种综合的思维模式的现实意义是很大的，甚至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它不仅对法学学科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对我们当下的经济发展理念、政治体制改革等都有很强的指导价值。
五、结语归根到底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法治？我们要不要法治？用於兴中先生的话就是，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是以法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其基础是理性的，其基本取向则是以理性为背景的规则中心主义。我觉得，换个角度讲，法治也可以理解为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农耕小农社会再走向商业文明社会所必然选择的一种生活样式，是人类实践理性从无治到德治再发展到法治，最终走向更高的无治的辩证运动过程的必然环节，所以在辩证法意义上讲，法治其本身就孕含着德治的因素，是对德治的扬弃而不是简单的否定。故而，在中国走上法治之路的诸多原因中，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中国改革开放迎来了经济，尤其是商业文明的快速起步，在这类似于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市场文明初级阶段，我们更加迫切需要的或者说是严重缺失的正是法治而不是德治；其二，中国走向法治也符合实践理性辩证法，是人治走向极端以后的否定环节，正所谓物极必反。在一边是必然走向法治，一边是对法治的批判与反思之间，我们应该做的也许不是要抛弃法治或惧怕法治，而是如何建构起一个更有人性、更加实用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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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5号
《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于2006年7月31日经湖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
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6年7月31日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实行男女平等是国家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逐步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各项制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保障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保护妇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权益。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中国妇女发展纲要，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妇女发展规划，并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人员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本行政区域内妇女权益保障工作，组织宣传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监督检查妇女权益保障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本级妇女儿童工作必要的工作经费，并列入财政预算。
第五条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各族各界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做好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六条 鼓励妇女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妇女应当自尊、自信、自立、自强，遵守国家法律，尊重社会公德，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
第七条 妇女有权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制定涉及妇女权益的法规、规章和公共政策，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妇女和妇女组织有权向各级国家机关提出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第八条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中，应当做好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宣传工作，代表候选人中妇女的比例一般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比例的妇女代表。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各级妇女联合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推荐本级和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妇女代表候选人。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积极培养妇女干部，重视选拔女性领导成员。
县级以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应当分别有适当数量的女性成员；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各级人民法院、各级人民检察院的领导成员中，一般应当有女性成员。
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领导成员中，应当有少数民族妇女。
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加强对女干部的培训教育和轮岗锻炼，提高妇女参政议政能力和竞争能力。
第十条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可以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干部。对符合条件的女干部，有关单位应当优先任用。
有关部门应当制定规划，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培养女干部。
第十一条 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委员会中女代表、女委员的比例应当与女职工比例相适应。
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应当有女性成员。村民代表会议、居民代表会议中妇女代表的比例应当占百分之三十以上。
第十二条学校在录取学生时，除国家规定的特殊专业外，不得限制女性的录取比例，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取女性或者提高对女性的录取标准。
学校不得拒收符合入学条件的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及刑满释放的女性青少年入学，或者在接收其入学时附加其他条件。
第十三条学校应当进行男女平等教育，并应当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保障女性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初级中等以上各类学校应当将青春期生理、心理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并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生理、心理教育。
第十四条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有权接受义务教育，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不得以任何理由强迫其弃学。
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因疾病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延缓或者免予入学、休学或者退学的，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提出申请，由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决定。
政府、社会、学校应当采取措施，解决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存在的实际困难，保证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不得以户籍为由限制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儿童少年就近入学。
第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扫除妇女中的文盲、半文盲，提高妇女受教育程度，为妇女提供终身教育的条件。
第十六条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应当根据城乡妇女的需要，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妇女就业能力。
第十七条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在招考公务员和招聘人员时，除国家另有规定的外，不得设置性别限制，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各单位在录（聘）用女职工时，应当依法与其签订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劳动（聘用）合同或者服务协议中不得规定限制女职工结婚、生育的内容。
各单位在录（聘）用人员时不得歧视符合就业条件的解除强制性教育措施及刑满释放的妇女。
禁止录用未满十六周岁的女性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八条 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在享受福利待遇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十九条女职工在经期、孕期、产期、哺乳期受特殊保护，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减轻劳动定额，降低劳动时间和强度，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辞退女职工，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奖金及福利待遇，限制女职工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称等。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劳动（聘用）合同期满或者劳动（聘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时，用人单位应当将劳动合同续延至孕期、产期、哺乳期期满为止。
各单位在执行国家退休制度时，不得以性别为由歧视妇女。
第二十条各单位应当认真执行有关女职工劳动保护和职业卫生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为女职工提供符合劳动安全和职业卫生要求的工作场所和生活设施。
各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女职工进行妇科疾病、乳腺疾病的普查，按规定发放女职工卫生费。
企业事业单位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或者女职工工作者应当认真做好本单位女职工劳动社会保障权益和其他合法权益的维护工作。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推行和落实生育保险制度，为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各单位应当按规定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保证女职工享有生育保险待遇。
第二十二条村民委员会、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及村民小组在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或者讨论决定土地权益等事项时，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依法享有的与男子平等的权益。
在农村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过程中，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不得截留、拖欠、剥夺妇女依法应当获得的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用。
第二十三条农村土地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结婚、男方到女方落户的，适用前述规定。
妇女与其配偶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其未成年子女可以随父落户，也可以随母落户。在农村落户的未成年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第二十四条农村妇女享有同男子平等的宅基地使用权。妇女结婚、男方到女方落户，或者妇女离婚后仍在原居住地生活且无住房，要求建房符合条件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规定批给宅基地。
第二十五条 禁止采用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禁止谎报、瞒报女婴死亡。女婴死亡的，医疗保健机构、女婴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报告。
对遗弃、残害、出卖女婴的行为，计划生育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其他单位和个人有权检举、揭发；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查处。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逐步改善妇幼卫生保健设施，保障妇女的生殖健康，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农村医疗卫生机构的扶持和指导，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机构条件；应当采取措施，逐步开展农村妇女妇科疾病普查工作。
第二十七条 育龄夫妻双方都有计划生育的权利和义务，任何一方都可以接受节育手术。
施行节育手术的医疗单位及其医护人员应当提供避孕节育的优质服务，确保节育手术的有效和受术妇女的健康和安全，预防和减少意外妊娠。
妇女因节育手术并发症造成生活困难的，其所在单位或者当地人民政府应当给予适当的生活补贴，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救济。
第二十八条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残疾婴儿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以及其他女性家庭成员；禁止侮辱、虐待女性员工。被歧视、侮辱、虐待的妇女有权向有关部门投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九条禁止拐卖妇女或者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采取措施解救被拐卖的妇女。被拐卖的妇女返回原籍的，任何人不得歧视，当地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好善后工作。
第三十条 禁止违反法律、伦理道德以具有淫秽内容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对妇女实施性骚扰。
各单位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
第三十一条 禁止卖淫、嫖娼。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第三十二条 禁止利用宣传媒体、广告等形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
第三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干涉妇女的婚姻自由。
中老年妇女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干涉中老年妇女离婚、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
第三十四条 禁止对妇女实施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
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当在各级人民政府组织下进行综合治理，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内容。
第三十五条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妇女提出求助或者知情人员进行举报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所在单位或者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制止、调解。
第三十六条 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在财产、住房以及子女抚育等方面对女方给予照顾。
因男方重婚、与他人同居或者实施家庭暴力等导致离婚的，受害妇女有权提出损害赔偿请求，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支持。
第三十七条 夫妻离婚后，男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和形式侵犯女方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离婚妇女或者丧偶妇女有权依法处分个人财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妇女法律援助工作。对于确因经济困难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应当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服务并免收或者减收费用。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做好妇女法律援助的相关工作。人民法院对于确有经济困难需要司法救助的妇女，应当提供司法救助，实行诉讼费用的缓交、减交、免交。
第三十九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第十七条，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或者单位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对相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条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侵害农村妇女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分配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合法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法调解；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害人还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四十一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条第一款、第三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对妇女实施性骚扰或者家庭暴力，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害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利用宣传媒体、广告等形式贬低损害妇女人格的，由文化、广播电影电视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权责令改正，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四十三条 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四条本办法自2006年10月1日起施行。1994年12月29日湖南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