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80000元是借款还是投资款 ？

作者：江西省吉水县法院 曾建莉


[案情]:2000年5月12日，张某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公司，因公司缺资金周转，张某便找到其亲戚张某，要求张某借80000元钱给自己，周某见张的公司年年赢利，便提出这80000元作入股资金，双方约定：不管张某公司是否亏损，周某每年可分得红利3000元。2001--2002年，张某按照双方约定每年分给周某红利3000元。2003年，因张某的公司亏损，张某未支付周某红利。2004年6月，周某找到张某要求其偿还入股资金80000元及拖欠的红利4500元，张某则以公司亏损为由要求周某共同承担亏损。为此，周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张某偿还投资款80000元及应得红利4500元。法院审理中查明，被告张某公司系一家由自然人出资成立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500000元，营业期限自2000年4月26日至2003年12月5日。从2000年3月被告公司提交的工商年检报告看，该公司成立以来，既无股东变更登记又无资本金变更登记，在公司章程“股东名称和姓名”条款中也无原告周某姓名。

[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张某这80000元到底属股东出资，还是借款的问题上，合议庭存在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借款。有限公司经营过程中吸收新的股东，增加注册资本金，法律是允许的，但必须依法操作，履行必要的法定程序，如双方需有真实意思表示，公司向新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公司章程的修改，法定期限内向工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等。本案原告向被告交付80000元人民币属实，该款项虽然名为“投资款”，但究其性质，由于被告既未向原告签发出资证明书，也未修改公司章程，更无工商部门变更登记，故此款应认定为借款。


第二种意见认为：此款应认定为投资款。因为张某与周某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明确约定：这80000元属于投资款，且在2001年和2002年张某给付了周某投资款的红利，双方都承认了这笔钱属于投资款。故此80000元应认定为投资款。

[评析]：笔者认为第一种意见正确。理由如下： 当投资关系发生纠纷并诉诸法院时，当事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经常会故意混淆“投资”的性质：当公司赢利时，投资者希望将“投资”理解成股东出资，以便多获利；而当公司经营状况不佳或亏损时，投资者当然希望给公司提供的是借款，从而避免股东应承受的风险。笔者认为，在类似投资纠纷案件的审理中，某一主体对某公司的“投资”属于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一）是否履行法定登记程序。投资者对公司出资，直接引起该公司注册资本的增加。按照相关公司法律规定，增加注册资本是公司的大事，应当履行较为严格的表决程序及登记程序。我国《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增资应由董事会制定增加注册资本的方案，然后提交股东会决议，并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应当自增资款缴足之日起30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并同时提交具有法定资格的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如果被投资公司履行了上述法定程序，“投资”的性质当然就一目了然了。但在现实生活中，投资行为并不都操作规范，常常是口头协商的多，签署文件的少；事实行为的多，履行登记程序的少。因此，从尊重事实及公平的原则出发，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其他方面。（二）投资者与被投资公司的意思表示。 笔者认为，判定“投资”是何性质，双方的意思表示最为关键。因为从根源上讲，“投资”行为本身就是基于双方的自由意愿而形成的，一般在“投资”行为开始前，双方就会明确“投资”的形式。双方意思表示的方式很多，口头的商定虽然最直接，亦被广泛应用，但在诉讼过程中，口头意思表示由于无法固定，往往不能成其为证据，故主要核实的应为以下几个方面：（1）书面合同或协议。合同或协议是“投资”性质最直观的记录，因此也是最重要的证据。通过审查合同中“投资”双方权利、义务的规定，包括投资的形式、投资人的回报、投资人是否参与公司经营、投资款是否可收回等内容，我们可以探知“投资”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从而形成对“投资”性质的综合判断。（2）公司内部资料。如果当事人关于“投资”事项未签订书面合同，或合同内容及其简单不足以反映“投资”性质的，应当考察被投资公司的内部文件资料，包括股东会决议、股东会议纪要、董事会决议、董事会会议纪要、出资证明书等。这些文件是判定“投资”是否为股东出资的参考依据，因为当公司接受新股东出资时，内部领导层往往会首先形成意见，并以会议记录形式记载下来。（三）投资人是否行使股东权利。如果上述书面证据或不存在，或不足以证明“投资”的性质，不妨进一步考察投资人向公司交付资金后，与公司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投资人对公司行使股东的权利，如收取过红利，实际参与过公司的经营决策，则可认定为股东出资。综上，笔者认为，双方之间没有签订投资合同或其他合意性文件，根据笔者上述评析，“投资款”的称谓并不能判定“投资”是股东出资还是借款性质，公司亦未在接受投资之日起30日内到有关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故在没有其他证据可以印证的情况下，认定原告向被告提供的“投资”系出资入股，证据不足。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将本案中原告提供的“投资”按借款处理。


江苏宿迁“限桌令”之思考

作者：张忠伟

一：背景资料

2005年5月1日，一份规定在宿迁市正式实施，《规定》被当地百姓称为“限桌令”，其中要求，党员、干部、公务人员办婚丧酒席不得超过5桌，百姓不得超过8桌。宿迁政界介绍，市委书记仇和在整个事件中多次介入。“限桌令”被视为仇和的又一“铁腕”之作。今年4月13日，《规定》由宿迁市纪委、宿迁市监察局联合出台。《规定》要求：“各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均要成立移风易俗理事会，理事长可由乡(镇、街道)、村(居)委会负责人兼任，副理事长和理事由威望较高、原则性强、善理事的离退休老干部、老党员、老复员军人、老劳模、老教师、各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等担任。”截至5月11日，按照市纪委《规定》的要求，全市115个乡镇中100个左右成立了乡镇移风易俗理事会(设在乡镇民政办)，1441个村(居)委会中有1306个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5月12日，在宿迁市纪委一份名为《全市贯彻落实取得初步成效》的汇报文件封面，仇和作出了关于《规定》的第四次批示：“请市纪委、监察局通过新闻媒体公开曝光一些典型案例，以警示社会，教育干群，震慑违者。”
二：“限桌令”实施原因之分析
有学者指出：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以行政手段干预日益严重的人情风。也有多家媒体和专家提出质疑：政府介入私人消费领域，明显越权。宿迁市委书记仇和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制定倍受争议的“限桌令”实在令人敬佩。出生江苏盐城农村的仇和现年47岁，有过半年的留学美国经历，上任后，因推行多项富有争议的改革而闻名全国。中国是一个存在很多问题的国家，而像仇和这样敢于多次推行具有很大争议改革的市委书记却不多见，因为任何一项改革都需要非常大的勇气，需要具备承受来自四面八方阻力和批评的心理素质。毫无疑问，“限桌令”的制定和实施也和仇书记以往历次改革的初衷一样：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下面做一下简要的分析：
1．现在社会上流行着一种大办红白喜事，铺张浪费的不良习气，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只是各地轻重程度不一样而已。像宿迁市可能就算程度比较严重的地方了：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04年宿迁人情消费平均每个家庭25.4次，消费金额为3107元，占当年家庭可支配收入的17.1%.69.5%的人认为，人情消费负担很重或较重；57%的人表示，人情消费给自己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精神压力。所以“限桌令”的实施主要目的是刹住这种不良的社会风气。
2．现在有些党政机关的干部，公务员等借红白喜事大搞公款吃喝，行贿受贿，公车私用等人民深恶痛绝的行为。“限桌令”实施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杜绝腐败，清除党政机关内的不良习气，打造出廉洁奉公的领导集体，提高领导队伍的战斗力，使政府赢得百姓的拥护和爱戴，使整个社会实现良性发展。
3．当前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论是老百姓还是政府官员，以往的那种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都不常见到了。而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是我们建党建国之根基，任何时候都不能遗忘。在这种形势下，有人能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实属不易，能试图来解决问题更是难能可贵。在物质文明发展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精神文明的发展。“限桌令”实施的另一目的就是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4．上面已经说过，中国存在很多问题，解决问题就需要改革，但是改革绝非易事，需要极强的魄力。我觉得“限桌令”的决策者有着范仲淹似的胸怀和胆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的决策让那些迂腐守旧者自惭形秽，他的改革让我觉得中国还存在有良知的仁人志士。一旦改革成功，必将引起强大的社会反响，有可能成为引起燎原之势的星星之火。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决策者的初衷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好的初衷却不一定得到好的结果，矛盾是无处不在的，这也是让人觉得无可奈何的地方。整个社会也是一个巨大的矛盾体，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不可分割，却又互相制约，而由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在考虑问题时就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限桌令”必定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的制约。
三．“限桌令”的不可行性分析
1．法学上的障碍
政府权力属于公权，百姓的消费属于私权，作为国家权力的公权，与私权常有冲突。在市场经济中，管理和规制民事活动的公权力行使目的主要是保障民事权利。市场经济活动中，要保护每一个权利人的利益，不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由侵犯个体利益。离开每个具体人的具体利益，来讲维护公共利益对公民个人是不公平的。而政府的公权力干涉私人消费的权利，明显是超越了政府的权力范围，放任这种行为是非常危险的，是法制社会绝对不能允许的。试想，如果今天政府限制你红白喜事大吃大喝你觉得有道理，没有提出疑问，但是如果明天政府又要禁止你穿五颜六色的时尚服装，禁止你住高档的别墅，禁止你开奢侈的豪华小轿车，你怎么办呢？一个社会固然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能为了解决一个小问题而付出使整个社会无序混乱的代价。
2．哲学上的不通
一个社会什么现象都会存在，什么问题也都会存在，我们要用普遍联系的思维去考虑问题。“限桌令”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但是仅仅一个“限桌令”能解决问题吗？首先是铺张浪费，我可以少摆几张桌子，但是本来的一桌200我换成个一桌2000的，或者我可以将宴席化整为零，分别在多家酒店同时举行，或者异时同地举行。退一步，我就不大吃大喝了，但我可以去穿奢侈服装，住高档别墅，开豪华轿车，总之我是不怕钱多没处花去。我这样还是不错的了，绝大多数人恐怕用钱去做什么非法的勾当了。所以我觉得“限桌令”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其次是杜绝腐败，也是同一个道理，那些已经习惯腐败的官僚们恐怕最清楚不过了，利用红白喜事搞点实惠只是他们的小儿科罢了，他们其它更高明的手段还很多吧。腐败问题是我们国家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更不是仅仅靠一个“限桌令”就能解决的。再次是精神文明问题，现在好多国民的精神缺乏的不仅仅是艰苦朴素，勤俭节约，他们还缺乏爱国之心，缺乏孝道，缺乏善良人道等等好多珍贵的东西。最后，推动中国改革大潮，这一点上，决策者可敬可佩，只是选择的问题不对，恐怕这也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地方，他可以找一个更好的切入点。
3．社会学上实际效益的落空及反面效应
“限桌令”的初衷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会获得怎样的实际效益呢？通过上面两点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限桌令”的片面性，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不但决策者的初衷难以实现，还会引起一系列反面效应，最主要的就是公权对私权的干涉，另外，政府在“限桌令”上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于所得到的预期效益相差甚远，由于公权干预私权的置疑，宿迁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截至5月11日，按照市纪委《规定》的要求，全市115个乡镇中100个左右成立了乡镇移风易俗理事会(设在乡镇民政办)，1441个村(居)委会中有1306个成立了移风易俗理事会。为了一个“限桌令”而如此大动干戈似乎有小题大做之嫌，用此时间和精力似乎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另外，“限桌令”的出台，在当地并没有带来一片叫好，那带来了什么呢？私人权利被压抑，官员的敷衍迎合，酒店生意的萧条……
四．决策者初衷更为理性的解决途径
1．钱不是省出来的
还是邓小平那句话，发展是硬道理，任何问题的解决主要还是靠经济的发展。我的观点是越穷越省，越省越穷，我不是说不鼓励勤俭节约，艰苦朴素，我是说财富不是省出来的，财富是创造出来的，政府应该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发展经济这个核心问题上来，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齐头并进，经济发展是解决精神问题的根本办法。
2．腐败的问题从机关内部切入
腐败是中国党政机关的一个毒瘤，必须防止其膨胀扩散，必须想办法将其根除。做为一个市委书记只能管辖本市的各个机关，如何杜绝腐败，恐怕要从制度上解决，其它的方法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制度是一个市委书记能改变了的吗？但是我相信只要有决心，有魄力，防腐会取得一定的成效的，在所有的腐败中，司法腐败是最令人深恶痛绝的，如何进行改革就得由决策者仔细斟酌了。我相信主要矛盾解决了，那些琐碎的小事自然会迎刃而解。
3．精神不是强制出来的
经济发展了，人民富裕了，精神文明也会日然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也会日然提高，政府只需要起一个引导作用就可以了，精神被强制就会容易产生反叛心理，治标不治本啊，当人民的素质达到一定境界了，你强制他们去铺张浪费他们也不会去了。反正钱是你自己的，爱怎么花就怎么花，烧了都没有人去管，只要不心疼就行。德国人很知道节俭，不是因为贫困吧，但是也没见到他们有什么“限桌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