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

（上海大学法学院2001级研究生 陈颖辉）


内容摘要 传统观点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的法，无疑集中体现了法所具有的阶级性与社会性，而作为在经过对传统观点的反思之后，对宪法的阶级性的传统观念提出问题与挑战。在充分分析阶级性与社会性的真实内涵的基础上，对二者的关系进行阐述，从中揭示二者概念与关系的根本意义所在。
关键词 阶级性 社会性 共有性

在经过一段时期，有关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不同观点的激烈交锋后。目前，法学界对此问题却避而不谈，似乎各学者对此问题已达成共识。作者姑且把共识称为传统权威观念。作者认为，对此问题，不是没有讨论的必要，而是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并予以澄清和解决。

一 对宪法阶级性观念提出的挑战

对于宪法概念的界定，有着不同的表述，诸如，“宪法是国家 的根本大法，是民主制度的法律化，是阶级力量对比的表现。”“宪法是确认民主制度，表现阶级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根本大法。”等等。从中，不难看出中国学者对宪法阶级属性的高度重视，把其视为宪法的内涵及本质必要且重要的要素之一。其根源于列宁在《社会革命党人怎样总结革命，革命又怎样给社会革命党人作了总结》一文中那句名言，新版的〈〈列宁全集〉〉已将该句话改译为：“宪制的实质在于和国家的一切基本法律和关于选举代表机关的选举权以及代表机关的权限等等的法律，都体现了阶级斗争中各种力量的实质对比关系。”权威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统治者个人的权力的基础就是他们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生活条件。这些条件是作为许多个人共同的条件发展起来的，为了维护这些条件，他们作为统治者，与其他个人相对立，而同时却主张这些条件对所有人都有效。他们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即是法律。而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无疑也是阶级性的集中的体现。宪法的阶级性也就是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活条件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使社会上所有人都一体遵行的属性。作者对此观点并不否认，但马克思主义提出法的阶级性又其自身存在的社会背景与理论前提。马克思经典理论学者把其注意力集中在阶级性对立十分明显的阶级社会。因此，法的阶级性也必然很明显，作者并不否认该理论的相对真理性，也正是由于真理的相对性，才激发我们不断地对该理论进行反思，以期丰富，完善法的阶级性理论以及宪法的阶级性理论。
（一） 从逻辑结构上分析
我国大部分学者认为，宪法的阶级性其逻辑起点是建立在法的阶级性之上的。按照传统权威观念，法具有当然的阶级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必然也具有阶级性。作者对三段论的逻辑推理过程并无疑义，但对法具有当然的阶级属性这一前提条件，还有值得讨论之处：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学者认为，法产生于阶级社会，即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对立才有体现统治阶级意义的法的出现。但法的产生上一个渐进的过程，必然有其萌芽，酝酿，及条件储备过程。他不可能是在某一点上激变而成，而是法的要素不断积累以至形成完整的所谓的法的概念。在原始社会末期，即父系氏族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氏族的逐渐瓦解，私有制的逐渐形成，习惯法也由此产生，但此时的社会却不存在阶级对立，甚至连阶级还未产生。因此，法具有阶级性这一命题，并不具有当然性和准确性，而由此建立的宪法的阶级性理论也似乎只是空中楼阁。
（二） 从理论背景上分析
法的阶级性，即宪法集中体现统治阶级意志。其理论产生的社会背景无疑是一个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级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的阶级 社会，而对于此社会必须有三个基本前提，①存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②两阶级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对立，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反观世界东西方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对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人民民主的国家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必然是广大人民，但被统治阶级已不能作为一个阶级独立存在，这就意味着一个无阶级对立的国家社会中，只存在统治阶级，而没有被统治阶级。显然，这种理论 是站不住脚的。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在公共政策以及在政治，经济，法律制度的改进与改革，例如提出“第三条道路”理论，“福利国家”及股份制的企业经营管理模式等，均拓宽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包容力，足以容纳不断扩大的生产力，从而使得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缓和，界限日益模糊，无产者逐步向有产者转化。因此，对于当前东西方国家，虽然意识形态存在根本性的对立，但阶级对立的界限日趋模糊甚至消失，阶级融合的趋势更加明显。而宪法作为统领性的母法，更应适应此趋势的发展，摆脱由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而给宪法带来的浓厚的政治及暴力色彩，找到宪法所应追求的价值目标——民主，平等与自由。
（三） 从宪法的价值定位上来分析
宪法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的产物。通观古今中外的宪法 ，其内容都包括了两个基本内容即权利与权力。从中体现了 立法者对国家公权与个人私权予以宪法上的高度关注，使得宪法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控制国家公权和保护个人私权。国家为少数人所统治，即统治阶级。控制国家公权势必是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权予以限制，因此，也决定了宪法应将其价值定位在强调个人意志，也即包括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多数人或整体的意志。由此，不难理解民主，平等与自由作为宪法的根本价值取向。而对于过分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即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不管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都将是对民主，平等，自由的抛弃与践踏。而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宪法无疑会演变成暴力的，政治的，畸形的“宪法”。
通过以上对宪法阶级性的分析，作者认为传统的权威观念有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和特殊目的。阶级对立的社会固然决定了宪法的阶级属性，同时分析宪法的阶级性有助于我们区分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的本质，进一步反思宪法 的真正本质与价值追求，来建构我国的宪法及理论体系。但是，宪法的阶级性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过分强调，必然会导致唯意志论。随着阶级界限的模糊，原本的两大对立阶级更多的分裂成各种不同的利益阶层和集团，而宪法此时应更明显的表现为对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中的主导意识和生产条件的确认和保护，从而最大化地体现宪法的价值追求。

二 宪法的社会性

宪法作为一种法律现象，同时也必然属于社会现象，那么宪法与社会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传统观念仅把宪法的社会性作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加以理解，势必限制，阻碍了对宪法社会性概念及理论的真实，全面理解。作者从以下三反面对其作全面阐述：
第一，相对于法的专门法律特征而言，宪法的社会性是反映社会关系并调整社会关系的属性。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法律体系中的母法，必然对社会中的基本权利义务关系予以原则上的确认和调整。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宪法关系。因此，这种宪法关系必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从而在范围上体现了宪法的社会性，。另一方面，宪法对此种宪法关系的确认与调整，并不单纯是阶级意志的内容，而是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情势的客观反映，而阶级意志无非是把客观情况反映到宪法规范的一种媒介和工具。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是客观，必然的，并不由统治阶级的意志任意决定。
第二，相对于宪法的阶级性而言，宪法的社会性为了执行其阶级治理职能，必须同时执行具有全社会意义的社会公共职能，具有某种社会共同性。宪法的价值追求所决定的民主，平等与自由必然要求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甚至每一个人的权益予以关注，赋予其平等，自由的权利。由此决定宪法决不仅是执行阶级治理的职能，而应把重点放在执行公共职能上。诸如环境，人口，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除此之外，宪法还应否对被统治阶级的利益有特别体现？作者认为，宪法体现的固然是一种主流意志，但主流是相对于非主流而言的，禁止非主流的存在或对非主流的漠视，势必是一种自杀行为。因此，宪法应当在确保宪法秩序稳定的前提下，兼容各个阶级，阶层，利益团体的意志，才能使主流意志得以顺畅执行，否则，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者说主流意志都无法存在。
第三，宪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必然要不同程度地适合社会的发展要求，反映客观规律，促进社会发展，而宪法同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又有其产生，发展，变革以至消亡的内在规律。
宪法的稳定性使保证宪法最高权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这并不能说宪法必然是恒定不变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宪法也必然要适应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确认和保护社会发展而产生的新的宪法关系和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由此才能保证宪法的活力和效力。另一方面，宪法自身存在着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宪法毕竟是客观规律被意志化的产物。因此，其中必然会渗入主观认识，意志的因素，只是程度不同而以。从而与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等纯粹的客观规律相区分，在外观上表现在宪法的滞后性，良恶及实施效果的好，差等问题上。

三 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关系

以上通过对宪法的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概念予以区分，并分别阐释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明朗了许多，但作者认为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 传统观念认为，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即是社会性。对于阶级性而言，它属于主观意识形态的范畴，而宪法的社会性指出宪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属于客观物质范畴，而在我们讨论一对相对立的概念时，务必将其置于同一范畴之内，因此才能便于两概念的沟通与区分，显然，在主观意志范畴内，与阶级性相对的概念并非社会性，而应是“共有性”，即体现包括统治阶级，被统治阶级在内的共同意志，而社会性作为客观物质范畴的其中一个概念，并不能称其为阶级性相对的概念。但这并不能说明二者之间不存在对立关系，二者之间的对立关系是随时可见的。但这种对立是建立在主观范畴与客观范畴之间 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正确区分二概念的范畴，才能更好的理解下面所要阐述的二者之间的关系。
第二， 从法哲学的角度，探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宪法所体现的阶级性和对立性，是对立统一的，时或社会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阶级性占据支配地位，时或处于平衡状态，时或平衡状态被破坏而导致法的更新。
首先，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时相互对立的，其表现在：①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前者属主观范畴，后者属客观范畴。由于主观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及任意性，因而无法正确反映客观规律，情势，从而无法适应客观规律的要求，势必阻碍宪法自身以及社会的发展。因此，这种主客观的对立将外化为宪法的修改以及重新制订上。②阶级意志的体现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强调统治阶级的意志，执行阶级统治的职能，在宪法的社会性更关注社会各利益团体，阶层，阶级以及个人的利益，即社会的共同利益。而这两种意志之间，除存在共同之处外，势必也存在着由于利益的分立以及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导致的对立关系。
其次，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又是统一的。宪法的 阶级性与社会性是共存有宪法一体中的两个不同侧面。这种统一表现在：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没有社会性的宪法便无法保证其科学性，民主性，而更倾向于一种专制性和暴力性，丧失了宪法本应具有的基本价值准则，从而不能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宪法。而对于只有社会性，没有阶级习惯的宪法是否存在仍存在诸多疑点。由于宪法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政治的产物，因此，宪法具有与生俱来的不可抹杀的阶级属性。尽管，目前阶级界限日趋模糊，但是否存在只有社会性，而无阶级性的宪法还缺少足够的理论依据。
其三，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是相互转化的。在宪法能较好的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其所确认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足以容纳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时，此宪法所体现的社会性应是占支配地位的，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旧的生产关系和旧的社会秩序逐渐变成生产力发展的阻力时，统治阶级仍以暴力顽固地予以坚持，维护原先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时，而演变，异化为阶级习惯占主导地位，相反，以阶级性为主导的宪法在条件具备时林业必能转化为以社会性为主导的宪法。
第三， 从宪法的价值高度，揭示其阶级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关系。
关于宪法价值，上文已所论述，对于东西方不同类型的国家而言，大多数国家的宪法均以控制国家权力，保护个人权利为宪法的两大指导原则，贯穿始终。只是在具体的操作方式，执行程度以及理论理解方面存在差异。这也是由各个国家具体的 意识形态，政治经济体制等国情所决定的。而将此两大原则进一步深化，则不难推出宪法的价值追求——民主，自由与平等。虽然它可作为各种法的共同的价值目标，但由于宪法的权威性以及调整对象的特殊性。这三种价值目标在宪法上体现的最为深刻和集中。宪法调整的是以国家政权为核心的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因此，公权与私权的对立及协调是宪法的主要任务。对公权的限制，即保证了人民的民主，权利的自由平等，而对于宪法的阶级性，只能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而统治阶级正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管者。因此，强调宪法阶级性无疑会削弱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从而使民主，平等，自由遭到威胁甚至伤害。另一方面，宪法的阶级性反映的只是整个社会中部分群体的意志，而无论其人数是多是少。宪法的价值目标决定了宪法必须对所有人或每一个人予以平等的关注，而不考虑人多人少。相反，他更注重对少数人权利的保障。因此，宪法的阶级性无法保证其自身的价值追求，而往往由于统治阶级的任意性，私欲性以及认识能力的有限性，而致与其价值目标背道而驰。宪法的社会性客观上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科学性，民主性与共同性。因而，与其价值追求相符。宪法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在价值取向上是相互对立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宪法的社会性始终占支配地位时，才能确保宪法价值目标的实现。
以上作者对宪法的阶级性与社会性的概念进行阐述与区分，并从法哲学和价值角度，对二者关系加以论述。但研究问题并不是单纯着眼于问题本身，而应揭示研究该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作者认为，区分宪法的 阶级性和社会性，研究二者关系的根本意义在于：
首先，转变观念，拓宽视野。中国学者大部分承认宪法的阶级性的权威性理论，并以此为指导思想和研究工具。但社会的发展，阶级界限的模糊，以及对法的起源等问题重新思考均对传统的权威理论提出了挑战和质疑。因而，中国学者势必转变观念，从对阶级性的过分强调过渡到对宪法的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克服传统观念带来的局限性，开阔视野，促进宪法理论以及宪法本身的完善和发展。
其次，便于宪法文化的融通和交流。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一体化，无疑带来了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冲突与交融。宪法作为一种法律文化现象，势必要卷入世界文化交融的旋涡之中。此时，强调宪法的阶级性必然会因意识形态的对立而使自己孤立起来，阻碍自身及社会的发展，终将被淘汰。相反，只有加强对宪法社会性的关注，才能在这场文化冲突中，占有主动地位，从而维护宪法的活力和自身的独立性。
最后 ，有利于增强宪法制定，修改以及实施的实效性。宪法的社会性符合了客观规律的发展要求，体现了宪法的价值追求，保证了宪法的先进性与科学性，充分反映社会各阶层，利益集团及个人的意志，同时也确保了宪法实施后的社会效果。


海南常人大常委会


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21号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已由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4年8月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4年8月20日

海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2004 年8月6日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海南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对《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森林法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二、第十条修改为：“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其他林业生产经营者经营的各类土地的面积及其界线,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变更。”

　　三、第二十四条修改为：“禁止采伐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需要抚育和更新采伐的,必须依法经有权审批的主管部门批准。”

　　四、第二十五条修改为：“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采伐林木必须申领采伐许可证，严格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严禁超限额采伐。

　　“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者，必须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向法定的核发机关提交有关文件。核发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五、删去第二十六条。

　　六、第二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省内林区运输非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木材运输证。”

　　七、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五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本决定自2004年9月1日起施行。

　　《海南省森林保护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条文顺序作相应调整，重新公布。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以下简称《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森林法实施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凡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森林的采伐利用、培育种植、经营管理活动的组织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的森林、林木和林地，个人所有的林木和使用的林地，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其授权部门造册登记，核发证书，确认其所有权或者使用权。

　　森林、林木、林地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第四条 本省林业建设实行以营林为基础，保护、恢复与发展并重的方针，保护、恢复山区热带天然林，建设沿海防护林，发展速生丰产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第五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对民族自治县的林业生产建设，给予比一般地区更大的自主权和更多的经济利益。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另行规定。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林业工作。

　　第七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对本行政区域森林资源的清查，建立健全森林资源档案，掌握资源变化情况。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行政区域的林业长远规划，并采取切实措施，保证规划的实施。

　　实行林业建设任期目标责任制。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林业状况。考核政府负责人政绩时，应当将林业工作作为一项内容。

　　第九条 进行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开采矿藏和兴办各种类型开发区、旅游度假区或者成片开发土地，应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需占用、征用国有或者集体所有林地的，必须按照林地权属和批准权限征得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的书面意见，并依照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第十条 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以及其他林业生产经营者经营的各类土地的面积及其界线，未经原批准机关同意并办理相关手续，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变更。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切实做好森林火灾的预防和扑救工作。

　　第十二条 各级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做好本行政区域内森林病虫害的预测、预报、防治以及林木种子、苗木、木材的检疫工作。

　　发生林木病虫害时，有关经营组织和个人应当及时除治；情况严重时，当地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紧急除治措施，防止蔓延，消除隐患。

　　第十三条 从境外引进林木种子、苗木，应当报经省级以上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经动植物检疫部门检疫合格后，方可进口。

　　第十四条 禁止毁林开垦、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

　　禁止烧山毁林。禁止在幼林地和特种用途林内砍柴、放牧。

　　禁止擅自移动或者损坏为林业服务的标志。

　　第十五条 全省森林覆盖率到本世纪末应当达到47%以上。

　　市、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规定的各类地区森林覆盖率的标准和本地区的实际，确定本行政区域内森林覆盖率到本世纪末应当实现的目标，经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

　　第十六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林业基金，征收育林费。林业基金和育林费专门用于造林育林，不得挪作他用。财政部门对林业基金和育林费的使用进行监督。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年度预算内安排一定比例的林业发展资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造林育林给予低息长期贷款，支持林业发展。

　　煤炭、冶金、造纸、铁道、交通、农垦、水电、城建等部门应当提取或者安排一定数额的资金用于造林绿化，由所在地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督促落实。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全民义务植树造林活动。

　　全民义务植树由当地人民政府划分地段，落实到单位，限期完成，并实行管护责任制，确保造林成效。

　　鼓励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城乡居民利用庭院、房前屋后植树造林。

　　第十八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营造的林木，归营造组织所有。

　　集体组织营造的林木，归该集体所有。

　　农村居民在房前屋后、自留地、自留山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城镇居民和职工在自有房屋的庭院内种植的林木，归个人所有。

　　集体、个人承包国家所有或者集体所有宜林荒山荒地造林的，林木权属和收益按照承包合同的约定执行。

　　义务栽植的林木归该林地权属组织所有，另有协议的，按照协议确定林木权属。

　　林木所有权可以转让、抵押；个人所有林木可以赠与、继承。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新造幼林地、热带天然林地和其他必须封山育林的林地实行全封、半封或者轮封。未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进入封山育林区内开荒种植。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每年必须对本地区的造林进行检查验收，人工林成活率不足85%的，飞播造林存苗株数每亩不足200株的，不得计入年度的造林面积。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虚报造林面积。

　　第二十一条 营林组织应当因地制宜地选用优质速生树种建立良种基地，培育良种壮苗，营造速生丰产林木。

　　第二十二条 森林的采伐计划应当根据用材林消耗量低于生长量和永续利用的原则，由省属国有林场(含采伐场)、农场、市县分别按年度制订，报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综合平衡，经省人民政府审核后，报国务院批准。

　　严禁超过批准的年采伐限额采伐。

　　第二十三条 禁止采伐尖峰岭、五指山、七指岭、佳西岭、南开岭、坝王岭、吊罗山、黎母山、鹦哥岭和其他区域的热带天然林。

　　第二十四条 禁止采伐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

　　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中的国防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新性质的采伐。需要抚育和更新采伐的，必须依法经有权审批的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五条 除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林木外，采伐林木必须申领采伐许可证，严格按照许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严禁超限额采伐。申请林木采伐许可证者，必须按照《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向法定的核发机关提交有关文件。核发机关应当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采伐林木的组织或者个人，必须按照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面积、树种、株数和期限完成更新造林任务。

　　对未完成更新造林任务者，不再核发采伐许可证。

　　第二十七条 省内林区运输非国家统一调拨的木材必须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发放的木材运输证。

　　第二十八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在林区非国道上设立木材检查站。

　　木材检查人员执行任务时，必须佩戴标志并出示证件；进入车站、码头和货场检查时，有关组织和人员应当给予支持和协助。

　　木材检查人员的证件、标志，由省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发。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对在造林绿化、森林保护管理以及林业科学研究、技术推广等工作中成绩显著的组织和个人，给予表扬和奖励。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或者行政处罚：

　　（一）盗伐或者哄抢森林及其他林木的，追回盗伐的林木或者变卖所得返还原主，责令赔偿损失，补种盗伐或者哄抢株数10倍的树木，并处以木材价值或者违法所得3至10倍的罚款；

　　（二）滥伐森林或者林木的，没收其木材或者违法所得，补种滥伐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以木材价值或者违法所得2至5倍的罚款；

　　（三）擅自进行开垦、采矿、勘察设计、修筑工程设施、放牧、砍柴等活动，毁坏森林和林木的，没收其木材，责令补种毁坏株数5倍的树木，并处以被毁树木价值1至3倍的罚款；

　　（四）采伐的木材超年度限额或者超采伐许可证规定的限额5%以上的，没收其超限额采伐的木材，责令补种超限额砍伐株数10倍的树木，并处以超限额采伐木材价值2至3倍的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五）采伐林木的组织和个人，在采伐的第二年未能完成更新造林任务的，责令按照实际造林费用交纳更新造林费，并处以相当于应当补交款额的罚款；

　　（六）超过批准的年度采伐限额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超越职权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对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七）伪造、倒卖林木采伐许可证或者木材运输放行证的，处以500元至1000元罚款；对已获利者，除没收违法所得外，并处以违法所得3至5倍的罚款；

　　（八）无木材运输放行证运输木材或者收购无证木材的，没收其木材，并对木材所有者和承运者或者收购者各处以相当木材价值的罚款。

　　前款所列各项行为，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采伐热带天然林、防护林、水源林、风景林、经济林、特种用途林、珍稀古老树木和自然保护区林木的，依照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从重处罚。

　　第三十二条 被责令补种树木者因特殊情况不能补种的，应当交纳造林费，由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收取后组织补种。

　　第三十三条 林业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行政处分，由违反者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决定；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单位按照管理权限决定。

　　第三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六条 民族自治县可以根据《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和本条例规定的原则，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制定变通或者补充规定，依照法定程序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

　　第三十七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的问题由省人民政府解释。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