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苏州市人大常委会


苏州市节水用水条例

（2009年10月27日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制定 2009年11月23日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6号


《苏州市节约用水条例》已由苏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2009年10月27日制定，并经江苏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9年11月23日批准，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22日起施行。


2009年12月1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节约用水管理，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江苏省水资源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及其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本条例。
本条例所称节约用水,是指采取科学合理的行政、经济、技术等措施，加强用水管理，优化用水结构，改进用水工艺，实行计划用水，杜绝用水浪费，有效利用和保护水资源。
第三条 节约用水遵循统一规划、总量控制、综合利用、讲求效益的原则，采取计划和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建立政府调控、市场引导、公众参与的机制。
第四条 市、县级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节约用水工作的领导，把节约用水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节约用水专项投入制度，扶持节约用水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和应用。
重大建设项目布局、产业结构调整以及城乡建设应当充分考虑本地区的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五条 市、县级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的权限，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的统一管理、监督、指导。
市节约用水管理机构受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具体负责全市节约用水工作的指导以及市区节约用水工作的管理。
县级市（区）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根据职责分工，在委托的权限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节约用水工作的日常管理。
发展和改革、经贸、规划、建设、财政、农林、质监、价格、工商、园林和绿化、市容市政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节约用水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开展节约用水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节约用水意识。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每年制定节约用水的宣传计划，定期开展宣传活动。
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节约用水的公益宣传。
第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节约用水的义务，有权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进行劝阻和举报。
单位和个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由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水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一）在建设节水型社会、节水型城市等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二）研究推广节约用水技术、工艺、设备、器具和实施节约用水技术改造项目有显著效果的；（三）再生水利用作出显著成绩的；（四）劝阻和举报严重浪费水的行为属实的；（五）其他对节约用水作出突出成绩的。
实施节约用水技术改造项目取得显著成效的，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政策优惠和经费补助。


第二章 计划用水


第八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水资源综合规划组织编制节约用水规划，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报上一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条 发展和改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节约用水规划、水资源和供水状况、用水定额及用水需求，组织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年度取水、用水计划，实行总量控制。
第十条 节约用水实行居民生活用水和单位用水分类管理。
居民生活用水和月用水量五百立方米以下的单位用水实行定额用水管理；月用水量五百立方米以上的和使用自建取水设施的单位用水（以下简称计划用水单位）实行计划与定额相结合的用水管理。
本条例所称居民生活用水是指居民因日常生活需要在居住场所发生的用水，单位用水是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和事业等单位在生产、经营、科研、教学、管理等过程中发生的用水。
第十一条 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根据本行政区域年度用水计划、行业用水定额和用水需求，核定下达计划用水单位用水计划，定期公布和考核。
新增计划用水单位或者计划用水单位因建设、生产、经营等需要调整用水计划的，应当向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提出书面申请，节约用水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十日内予以书面答复。
第十二条 用水实行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累进加价收费制度。
用水单位超计划或者超定额用水百分之五以上不足百分之十的部分按照现行水资源费、水价的一倍加收；百分之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二十的部分按照二倍加收；百分之二十以上不足百分之三十的部分按照三倍加收；百分之三十以上的部分按照五倍加收。
实施抄表到户的区域，居民生活用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阶梯式计量水价标准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尚未实施抄表到户的区域，供水企业应当制定和实施一户一表改造计划，落实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计量水价制度。
第十三条 累进加价水费由节约用水管理机构负责收取；阶梯式水费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委托供水企业收取。
累进加价水费和阶梯式水费的加价部分全额上缴财政专户，专项用于水资源节约和保护。
第十四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用水统计制度，督促节约用水管理机构、供水企业和计划用水单位建立供水和用水数据传输系统与共享数据库。
供水企业应当在每个抄表周期结束后的五日内，向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报送用水单位的实际用水量，在考核周期结束后的三十日内报送居民生活用水户阶梯式水费征收清单。
计划用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用水原始记录档案和台账，并在每季结束后的十日内向节约用水管理机构报送上一季度的用水报表，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报送上一年度的用水情况报告。


第三章 节约用水


第十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建设项目，应当制订节约用水措施方案，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节约用水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年设计用水量五万立方米以上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项目，应当在可行性研究或者项目申请、备案申请阶段编制节约用水评估报告。
投资主管部门、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批、核准建设项目时，应当就节约用水措施方案、节约用水评估报告征求同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
第十六条 建设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组织验收，并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报送节约用水设施竣工验收资料。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节约用水管理机构不得核定用水计划，供水单位不得正式供水。
已建项目未配套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或者未安装节约用水设备的，应当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或者安装节约用水设备。
用水单位不得擅自停止使用已有的节约用水设施、设备。
第十七条 利用自建取水设施年取水量十万立方米以上或者年使用公共供水二万立方米以上的用水单位，应当每三至五年进行一次水平衡测试；当产品结构或者用水工艺发生变化时，应当重新进行测试。
第十八条 本市建立用水审计制度。年用水量二十万立方米以上的计划用水单位应当实行用水审计，并根据审计结果采取提高用水效率的措施。
第十九条 用水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用水记录和用水统计分析等节约用水管理制度，落实部门和专人负责节约用水管理，加强用水设施、设备的日常维护管理。
物业服务企业、房屋所有人等应当对用水设施、设备和器具等加强维护和管理，采取防渗、防漏措施，降低渗漏率。
消防、环卫等设施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加强用水设施管理，防止水的渗漏、流失。
第二十条 供水企业应当制定和实施公共供水管网改造计划，加强公共供水管网的改造、检查、维护，减少水的漏失，管网漏损率和水厂生产自用水比率应当控制在国家或者行业规定范围内。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公共供水管网改造。
第二十一条 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饮用水等产品的企业，应当采用节约用水生产工艺、技术和设备，原料水的利用率不得低于国家有关标准。
从事餐饮、洗浴、游泳、住宿等服务的单位，应当采用节约用水设备和设施。
从事洗车业务的单位，应当采用低耗水洗车技术和循环用水设施，减少洗车用水消耗。
第二十二条 禁止生产、进口、销售、使用国家明令淘汰或者不符合强制性用水效率标准的用水产品、设备；禁止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用水生产工艺。
本条例实施前已安装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用水产品、设备的，用水单位应当在水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期限内更换或者改造。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扶持居民使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采取优惠政策，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居民生活用水户节约用水器具改造。
第二十三条 用水单位应当采取循环用水、一水多用等节约用水措施，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
用水单位的设备冷却水、锅炉冷凝水应当循环使用，不得直接排放。
用水单位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冷却水循环利用率应当达到国家或者行业标准；达不到国家或者行业标准的，应当进行整改，在达标前不得增加用水计划。
重污染行业和集中工业区的用水单位之间逐步推行循环用水或者串联用水。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农业用水管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和布局，加大农业灌溉设施建设资金投入，发展高效节水型农业。
水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科技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节约用水的技术指导、培训和推广。
鼓励、扶持建设农业节约用水设施，发展管道输水、渠道防渗、喷灌、微灌等农业灌溉新技术，合理确定灌溉水价，提高农业灌溉用水的利用率。
推广、使用集约化节水型养殖技术和养殖废水处理再利用技术，提高水资源循环利用率。
第二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深层地下水水质、水量、水位的动态监测和管理。
禁止在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水利工程安全保护区域开凿浅层地下水井；禁止擅自在城市、集镇内居民住宅区等建筑物密集地区开凿浅层地下水井用于生产、经营活动。
第二十六条 鼓励、扶持节约用水服务机构的发展。
开展节约用水咨询、设计、评估、检测、审计、认证等服务的节约用水服务机构，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取得相应资质。
用水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节约用水服务机构承担节约用水设计、评估、审计。


第四章 再生水和雨水利用


第二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污水处理厂，推广建设再生水利用系统。
污水处理厂应当加强再生水利用系统管理，确保再生水利用设施正常运转，水质符合国家再生水水质标准。
本条例所称再生水，是指以污废水为水源，经再生工艺净化处理后水质达到再利用标准的水。
第二十八条 再生水管道、水箱、出水口等外部设施表面应当有明显标识，管道不得与公共供水管道交叉连接。
第二十九条 规划用地面积在五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项目，推广建设雨水收集利用设施。
绿地、道路、停车场等建设项目，推广配套建设低洼草坪、渗水地面等雨水渗透设施。
第三十条 绿化、景观、环卫等用水，首选再生水、雨水，减少公共供水使用量。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
违反本条例规定，依法应当由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处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用水单位未按照规定缴纳累进加价水费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一）以水为主要原料生产饮料、饮用水等产品的企业的原料水利用率未达到国家规定要求的；（二）从事餐饮、洗浴、游泳、住宿等服务的单位未采用节约用水设备和设施的；（三）从事洗车业务的单位未采用低耗水洗车技术和循环用水设施的；（四）违反规定擅自开凿浅层地下水井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一）新增计划用水单位未按照规定申请用水计划擅自用水的；（二）供水企业和计划用水单位未按照规定报送资料、报表、报告的；（三）供水单位未核查用水计划予以正式供水的；（四）已建项目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建设节约用水设施或者安装节约用水设备的；（五）用水单位擅自停止使用已有节约用水设施、设备的；（六）用水单位未按照规定进行水平衡测试的；（七）供水企业管网漏损率和水厂生产自用水比率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八）用水单位的设备冷却水、锅炉冷凝水不循环使用，直接排放的。
第三十五条 水行政主管部门、节约用水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条例自2010年3月22日起施行。2006年10月1日苏州市人民政府公布施行的《苏州市节约用水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试谈“婚内强奸”问题

秦旭东


“婚内强奸”是近年来法学界讨论得较为热闹的一个问题，本文试图从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和相关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三个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虽有“漫谈”之嫌，但因水平有限，只得勉而为之。

一、从“夫妻同体”到“夫妻别体”

关于婚姻、爱情，西方有这样的传说：男女曾为一体，上帝把他们分开，推入茫茫人世。从此，双方都在等待或追寻自己的另一半，通过爱情和婚姻，他们又合二为一。中国古代儒学认为阳与阴、乾与坤、夫与妻相互对应，在天人合一中，自有“夫妻一体”之说。从法律人的眼光来看，这当然不仅仅是浪漫的故事，其间表明了古代社会对夫妻间法律关系的态度，此即所谓夫妻同体主义。它是指男女双方结婚之后不再保持各自独立的人格，而是夫妻合为一体，人格互相吸收。
实际上，在男尊女卑、男权处于支配地位的古代社会，基以宗法制度的夫妻同体主义，绝不像爱情宣言中的那样浪漫和温情脉脉，它不是双方人格对等的溶合，不是“夫妻人格互相吸收”，而不过是妻子的人格为丈夫所吸收，它确定了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和屈从的地位。中国古代的礼法中，“夫为妻纲”是必须恪守的准则；早期罗马法规定，妻子进入夫家之后便成为“家女”，必须服从新的“家父”，而丈夫则可以是妻子的“家父”；古印度《摩奴法典》宣布丈夫可以是“监护人”而妇女只能“服从其从属者的权力”。（１）
在夫妻同体主义思想下，在法律上没有妻子独立的意志，也就无所谓“婚内强奸”之说。
西方法学著作一般认为，罗马法后期的所谓“略式婚”，即“无夫权婚姻”实际上开了夫妻别体主义之源。它虽然主要是针对夫妻间的财产问题而言的，但“经济问题是个大问题”，妻子如果在财产上取得了独立地位，将为其独立的法律人格奠定基础。近代资产阶级在反封建中提出“婚姻契约论”，倡导夫妻别体主义，主张夫妻人格独立，在婚姻生活中各享有其权利，各承担其义务。在作为夫妻关系之重要内容的配偶权或者同居义务这一问题上，西方社会的传统观念坚持女方承诺论（２），即根据婚姻契约，妻子已经事先承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服从丈夫的性要求，丈夫不需要在每一次性生活前都必须征得妻子的同意。因此，迄今为止，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将非婚姻关系作为强奸罪的前提。比如，在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加拿大、泰国等国，丈夫对妻子都不可能构成强奸罪。
夫妻别体主义无疑代表了一股进步潮流，然而，这种所谓的承诺论却是值得怀疑的。现代社会确立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等原则，赋予了女性人格独立和人身自由的法律保障。在契约婚姻中，夫妻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均是对等而存在的，妻子对丈夫的同居义务必须建立在其自主自愿的基础上，不能由妇女在缔结婚姻时的自由选择权吸附其在婚姻存续期间进行性生活的自主权，即妻子在婚姻契约中并没有作出“女方承诺论”中所说的那种承诺。每个人的自由权在合法的范围内是一直存续的，如果女子在契约婚姻上的“一诺千金”的代价是把自己在同居生活中的独立人格和意志拱手让由丈夫去支配，则显然违背了契约的自由意志、自主选择的本质，这是对“从身份到契约”的进步的逆退，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文明发展要求的。
之所以在夫妻间的法律关系喋喋不休地来谈，是因为丈夫违背妻子的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的最大特点，亦即它与一般人违背妇女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夫妻关系，这也是“婚内强奸问题”何以成为“问题”之所在。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坚定不移地认为：从现代社会夫妻间的法律关系来看，否认丈夫对妻子犯强奸罪之可能于理于法都是不合适的。

二、“婚内强奸”问题之“中国特色”

婚内强奸作为家庭暴力的主要表现之一，是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女权主义的再度兴起而在西方社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中国自七十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对人权、平等、发展与和平的重视，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我国刑法上没有明确排除在婚内发生强奸的可能性，但在理论界通行的观点和司法实践中实际的做法却是基本上倾向于否定婚内强奸之存在。有学者敏锐地观察到婚内强奸在中国所反映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婚内强奸问题在今日之中国的提出与在西方国家和世界上其它地方相比的特殊涵义（３）。
李（？）认为，婚内强奸问题（在中国）“反映了原有的民族文化（有关婚姻和性的行为方式及观念）和引进、移植的西方法律（法律的范型、具体的规定、法律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念）及现存的社会制度性结构相互之间，以及它们与作为异质文化的组成部分传入的女权主义观点的影响之间的交互作用”。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人伦和宗法为基础，个人是属于家庭、家族的，女子除此之外还要“以夫为纲”。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人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制度”，是束缚人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这种传统的积淀虽然自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进程日渐走向式微，但它至今仍是根深缔固的，尤其在广大农村影响深远。
李（？）教授认为，中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在 晚发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一度中断了这一过程，“于封闭 和市场极度式微的状态下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性结构和规制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观念。”中国的社会在结构上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法律设立了身份制度和职责概念，以规范为基本范畴，制裁违法行为是为了整体对秩序的要求，法律只是统治与治理的工具。新中国把个人以家庭（家庭）中解放出来，又用国家取代之建立了新的更为有力的整体，新的社会整合将个人纳入一个所谓的单位社会中。法律和政策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男女平等原则，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合法权益原则，但这一切是建立在比法律明文规定的“平等”更高的原则－－整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的基础上的。强奸是法律重拳打击的对象，但“婚内强奸”又成为一个“盲点”（法律看不到的地方）。解释有多种多样，“在司法实践中，对丈夫用强制手段与妻子发生性行为不作刑事追究，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４）“夫妻双方同居，过性生活，既是夫妻双方享有的权利，也是夫妻双方所负的义务”，“只要夫妻关系存在，相互之间所发生的性行为即是合法的”。“丈夫与妻子进行性行为，是在行使自己的权利，作为妻子，有义务应丈夫的要求与其进行性行为”。丈夫强制性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虽手段不当”而“不属非法”。（５）即使丈夫使用暴力，情节十分恶劣，行为造成严重后果，也不构成强奸罪，而以虐待罪、伤害罪等其他罪名论处。更有一个案例（６），甲男与乙女建立了恋爱关系，为申请住房履行了结婚登记手续，但未同居。后申请住房未果，乙女又发现甲男隐瞒了年龄，双方发生争执，乙女要求离婚。甲男在向法院询问得知“履行结婚登记后即为合法夫妻”后，将乙女骗至其住处，使用暴力强行将乙女奸污。对这样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编者的结论居然是甲男犯“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一部符合法治社会要求的刑法，应当以追求人权保障和社会保护两大功能为要，并尽可能寻求这两者的最佳结合，而不应该有过大的偏向。以上所言的夫妻双方同居的“权利义务”论与前述的女方承诺论如出一辙，而所谓的“有利于家庭和社会稳定，也符合我国国情”是根本无法立足的。难道为了所谓的“稳定”，以“国情”为由，就可以无视个体的独立人格和尊严吗？在“稳定压倒一切”、“整体利益至上”的观念下，个体的权利遭受漠视，权利、义务的概念也往往发生扭曲。权利意味着一种自主选择行为方式的可能，每个人都能做出自主选择，只要他不侵犯别人同等的自由选择空间；行为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体时，只有合意才能使行为获得合法性支持。从这个角度讲，对“婚内强奸”问题的反思，就具有了更深层次上的意义，它有可能带来“新的启蒙”，这种启蒙不但要涤荡千百年沉积下来的诸如男尊女卑之类的封建残余，更要清理半个世纪前以来形成的传统－－所谓的“新制度文明”中的有悖于法治精神的成份。伴随保障妇女自由权利（在婚内强奸问题上即是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带来的启蒙，我们可以唤醒人们沉睡已久的独立意识、自主意识，可以加速构建一个以权利为根基的现代法治社会的进程。尽管现代西方社会的个人本位主义已有向社会本位嬗变的趋势，但鉴于中国“国情”，我们的“底子太薄”，必须补上这一课，才能建设稳固的法治大厦。

三、刑法规范和司法实践上的依据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条明文规定，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手段强奸妇女的”。它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违背妇女意志，它侵犯的客体是“妇女性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即妇女依照自己的意志决定正当性行为的权利。争论主要在犯罪的主体上。由此罪的性质决定，它的犯罪主体一般是男子，妇女仅可能在共同犯罪中成为强奸罪的教唆犯或者从犯。目前我国的法律及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没有特殊或例外的规定或说明，把丈夫排除在强奸罪的犯罪主体之外。按照罪刑法定的原则，我们同样也没有理由把法无明文规定排除的斥于法律明文规定之外。更重要也是最核心的还在于，承认婚内强奸在法律上的存在，乃是充分保障妇女权益的需要，这与罪刑法定原则的人权保障的价值内涵是不谋而合的。
承认“婚内强奸”，并不是说丈夫在任何情况下只要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就能够成强奸罪。依刑法第十三条的精神，只有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所需的法定的构成要件才能构成犯罪，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婚内强奸涉及夫妻之间的特殊关系，一般又是极为隐秘的行为，需要保合考虑人保障权和维护家庭、社会利益以及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的问题。
有学者提出的一种观点基本上值得肯定（７）。他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婚姻以夫妻间的感情为基础，性关系是夫妻间感情的生理基础，是婚姻关系的重要内容。丈夫违背妻子意志强行与之发生性关系的行为一般不违法（？），更不构成犯罪，但这种行为并非可以肆意妄为而不受任何限制，一旦超出感情可以容忍的领域则可能构成犯罪。构成犯罪的一般限于两种情况：一是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并以此为手段长期对妻子进行性虐待，情节恶劣的，可认定为虐待罪。二是夫妻感情已经破裂或本无感情，婚姻关系名存实亡，丈夫违背妻子意志以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发生性行为，在两种情况下可认定为强奸罪：双方虽已登记结婚，但并无感情，并尚未同居，也未发生过性行为的，或者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并且长期分居的。
这种办法有充分的法律依据，较合乎情理，在司法实践中也容易把握，但也有值得产同确之处。首先是在第一种情况中，如果丈夫对妻子长期进行性虐待，认定为虐待罪是合适的。但如果丈夫的行为不具有虐待罪所需的在一定时间内经常实施，持续实施的特点，而又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不处理不行的”，就不能定虐待罪，而只能也必须以强奸罪论处。另外，第二种情况还应包括夫妻感情破裂，已发生离婚纠纷，特别是进入离婚诉讼过程的。
有的观点认为婚内强奸是隐秘行为，难于取证。还有人担心允许妻子控告丈夫强奸可能导致妻子随意以控告丈夫强奸来要挟或报复丈夫，甚至可能助长妻子捍造事实或歪曲夫妻生活的真相，使其报复手段合法化，从而造成男方人人自危，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其实，取证困难并不能成为否认婚内强奸的理由，这只是刑事侦察和司法鉴证中的问题。任何刑事诉讼都可能面临这一问题，如果以取证难易与否来决定是否确认一种犯罪，则完全违背了刑法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的性质。一切要以刑法的功能、目的和任务来定，而不是因为对一种“犯罪”容易取证才确定之为犯罪。
至于担心来自女方的报复，也是不足为由的。刑事诉讼是严肃和利害攸关的事情，任何一个具有理性的人都不会视之为儿戏而随意用之来作为要挟和报复的工具。夫妻关系是以感情为基础的，一个存在于仍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关系之中的妇女，当然不会用如此恶毒的方式去要挟或报复她的丈夫的，承认婚内强奸顶多能够为她提供一个开一个“很刁”的玩笑来“警告”其丈夫的机会。至于处于感情已破裂，婚姻关系已名存实亡之中的妇女，以控告丈夫强好作为一个可能性选择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根本不可能出现“不利于婚姻的和谐和家庭的稳定”的情节。而捍造事实、歪曲真相来借故报复的情况，则是在其他刑事诉讼中也有可能出现的。只要法院根据严格，科学的司法程序操作，就不会接受那些子虚乌有的控告。因此，那种担心是不必的，也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

四、后话

婚内强奸是否存在作为一个在刑法界一直有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持否定态度的论点已被越来越多的法学家所抛弃，而持肯定态度的论点正在被采纳。１９９７年，上海市青浦区法院对一起离婚中丈夫违背妻子意志用暴力手段强行与妻子进行性行为的案子作出了丈夫构成强奸罪的判决。该案中的检察官陈为明认为，法律只给予夫妻双方平等地自愿地享受性生活的权利，法律并没有给予其中一方以暴力的形式强迫他人而行使其性权利的权利。梁根林副教授针对此案，呼吁最高司法机关“本着对法律的本质的、实质性的理解，本着尊重法律、尊重妇女、维护社会治安的实质精神”，来对强奸罪作出适当的解释，以弥补因刑法无明文规定而给司法机关适用法律时留下的过大的空间，而不能任由“各地，特别是各个区县的基层法院、基层司法机关根据各自的理解去解决”。（８）我想，倘能如此，“婚内强奸”问题便算有了个初步的解决，至于本文第二部分中所言的那些或许已“上纲上限”的问题，还会引起人们更多的思考。


参注：
①参见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
②参见《法学》２０００年第３期，张贤钰，《评婚内无奸》。
③参见李遁《个体权利与整体利益关系－－婚内强奸在中国的法律学分析》，载于《刑事法判解》１９９９第一卷，张兴良主编，法律出版社。
④参见《刑事犯罪案例丛书·强奸罪·奸淫幼女罪》，中国检察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⑤参见《新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高铭暄等主编，中国检察出版社。
⑥参见《刑法学案例选编》，高铭暄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出版。
⑦参见《新刑法案例释解》，刘家琛主编，人民法院出版社。
⑧见《法制日报》２０００年６月３日，“媒体互动·今日说法”。

原载北大法律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