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人大常委会


重庆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市司法机关案件监督条例
重庆市人大


（1995年11月16日重庆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1995年12月20日四川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1996年1月21日公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保证宪法、法律和法规的正确实施，促进司法机关严肃执法、秉公办案，预防和减少错案发生，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四川省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重庆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在市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进行监督。
市人民代表大会政法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协助市人大常委会进行监督。
第三条 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办理日常案件监督中的重要问题，应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必要时，可以对被监督案件涉及的有关问题进行调查。对调查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依照法定程序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受理的信访和执法监督公开电话事项中涉及的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可按有关规定转交并督促有关市司法机关办理。
第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应当遵循实事求是，依法办事和集体行使职权的原则。
第五条 市司法机关应当依法接受市人大常委会的监督，对市人大常委会会的决议、决定必须执行。对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大政法委员会的监督意见和建议，符合宪法、法律、法规规定和案件客观事实的，应当接受，并依照法定程序处理。
第六条 本条例所指市司法机关是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和市人民政府所属的行使部分司法权的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

第二章 监督的内容和范围
第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监督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是指市司法机关在履行职责、行使职权中办理和应当办理的案件，以及市人大常委会交由市司法机关督促其下级机关办理和受理的案件。
第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司法机关办理的以下案件进行监督：
（一）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申诉、控告、检举中需要监督的案件；
（二）市人大常委会级成人员、市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要求市人大常委会监督且确需进行监督的案件；
（三）上级人大常委会交办或下级人大常委会请求监督的案件；
（四）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案中重大违宪、违法或失职、渎职行为，造成严重后果和不良社会影响，或酿成重大事件的案件；
（五）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在适用法律上可能影响法律、法规正确实施的；
（六）依照法律规定，有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许可或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的事项或人员的案件；
（七）市人大常委会、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认为有必要监督的其他案件。

第三章 监督的方式和程序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依照法定程序提出的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情况汇报和重大案件办理情况汇报，有过半数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市司法机关的汇报不当的，汇报机关主要负责人应作出说明，或者在下次会议上重新汇报。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听取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的专题汇报和重大案件办理情况汇报，并可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对汇报中的重大问题，可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可以听取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的专题汇报和个案办理情况汇报，并可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对汇报的案件涉及其他专门委员会职责范围的，可请有关专门委员会参加。对汇报中的重大问题，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和审议的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情况汇报和重大案件办理情况汇报，由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先行审议，交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审议意见报告。
第十条 市人大政法委员会根据本条例第七条、第八条规定受理的案件，按下列程序处理：
（一）交由有关市司法机关按有关规定处理。
（二）交由有关市司法机关办理，并在2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
（三）交由有关市司法机关办理，并在结案前汇报办理情况和处理意见，有法定办案时限的，在时限内汇报，无法定办案时限的，在2个月内汇报。
（四）市司法机关对本条第（二）、（三）项规定的交办案件不能如期办结的，应在期限内向交办机关说明情况。
（五）对案情重大、情况紧急的交办案件，交办机关可以随时了解办理情况，承办机关应当及时提供。
（六）交办机关认为市司法机关对报告结果和汇报办理情况的案件处理不当的，可以要求有关市司法机关复查或再议。有关市司法机关应在1个月内报告复查或再议结果。
（七）交办机关认为复查或再议结果仍然不当的，可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听取有关市司法机关对该案件的办理情况汇报。
（八）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认为复查或再议决定确有不当的，应当责成有关市司法机关纠正。有关市司法机关仍然坚持原有意见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可以要求有关市司法机关重新汇报，或者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决定。
（九）交办案件需要答复的，由承办机关或办理该案件的司法机关负责答复。按规定应由交办机关答复的，由交办机关答复。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可根据需要，委托市人大政法委员会组织检查组，对市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质量进行抽查。案件质量抽查按下列规定和程序办理：
（一）检查组由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委员组成，必要时可邀请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人员、市司法机关有关办案经验的人员、法律专家和学者参加。
（二）抽查的案件必须是司法机关办理的已作出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决定和裁决的案件。
（三）检查组成员名单和抽查的案件由市人大政法委员会提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并于抽查前20日书面通知被抽查机关。
（四）被抽查机关应按通知要求抽调人员、提供案卷和必要的阅卷场地。
（五）检查组在阅卷过程中需要被抽查机关说明有关案件情况的，被抽查机关应当派员说明。
（六）对抽查中发现的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办案程序上有错误或办案中有违法、失职、渎职行为的案件，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应当向补量机关提出限期复查、纠正或追究有关办案人员责任的意见。被抽查机关应当在期限内报告办理结果。
（七）市人大政法委员会认为复查结论不当、应当纠正不予纠正或追究不力的，应按照本条例第十条第（六）、（七）、（八）项规定的程序处理。
（八）案件质量抽查结束后，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提出书面报告。
第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市司法机关实施法律的情况开展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和办理的具体案件有执法不当的，由市人大政法委员会根据本条例的有关规定处理。
市司法机关对市人大常委会在执法检查中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应当及时办理，并在期限内将办理结果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市司法机关工作报告和有关市司法机关的议案时，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可就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提出询问，有关市司法机关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并回答询问。
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期间，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书面提出对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或重大案件办理情况的质询案。质询案应当写明受质询机关，质询的办案必须属于受质询机关的职权范围。
质询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决定交受质询的机关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口头或书面答复。作口头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负责人到会答复；作书面答复的，由受质询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签署。
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有过半数的常委会组成人员认为质询案的答复不当时，受质询机关应再次作出答复，或者由本次会议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第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案中因重大违宪、违法行为和严重失职、渎职行为造成的重大事件，可以组成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调查结束，应作出报告提交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
第十五条 市人大常委会会可根据需要组织市人大代表、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视察、调查市司法机关的办案工作情况。
对代表、委员在视察、调查中提出的建议、批评和意见，有关市司法机关应当办理，并在3个月内报告办理结果。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市人大专门委员会，可以对市司法机关在办案中的违宪、违法行为提出议案，由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定。
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交办的对市司法机关办案工作的议案和建议、批评、意见，市司法机关应当认真办理，并在规定期限内将办理情况予以答复，或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对认为答复不当的，由市人大常委会责成有关市司法机关说明情况，或者在一定的会议上答复有关代表和
常委会组成人员的询问，或者重新办理并答复。
第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应当支持和监督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市人民检察院在法律监督中发现的重大违宪、违法行为，应当及时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对提起抗诉的案件，应自提起抗诉之日起15日内将抗诉书副本报市人大常委会。
市司法机关在办中，相互之间对某一具体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有重大分歧，影响案件及时、正确处理的，可对提请市人大常委会监督。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在讨论办案中的重大问题时，检察长不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可以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决定。
第十八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司法机关办理案件的监督意见，可以用口头或书面形式提出。用书面形式提出的，应当制作案件监督意见书；经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作出决议、决定的，应有市人大常委会的正式文件。
第十九条 市司法机关制定的用于指导办案的规范性文件，应当自生效之日起15日内报送市人大常委会备案。
报市人大常委会备案的规范性文件，由市人大政法委员会会同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负责审查。
对审查发现部分内容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的，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责成制定机关自行纠正，并书面报告办理结果。
对审查发现主要内容或根本原则与宪法、法律和法规相抵触的，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决定撤销。
第二十条 市公安局、市国家安全局、市司法局，依照本条例向市人大常委会会议所作的有关情况汇报，应经市人民政府委托和审查。会议审议和讨论时，市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应当到场听取意见和反映。
第二十一条 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在依照本条例开展案件监督时，可根据需要调借案卷，有关市司法机关应予协助、配合。
第二十二条 市司法机关对办案中发生的重大违宪、违法情况，应当及时报告市人大常委会，并在2个月内报告查处结果。
对错案情况和办案中因违法、违纪和失职、渎职受到行政记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情况，每半年向市人大常委会报送一次。
对上级司法机关下发的指导办案的司法解释或其他规范性文件，应及时送市人大常委会。

第四章 奖励和责任追究
第二十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市司法机关正确执法予以支持。对自觉接受监督，认真办理监督事项，积极改进办案工作，严肃执法，秉公办案成绩显著的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
（一）由市人大常委会通报表扬、奖励，或授予荣誉称号；
（二）建议有关机关给予表彰、奖励，或记功。
第二十四条 市人大常委会行使职权时，发现并查明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办案中的违宪、违法行为或严重失职、渎职行为，对交办的申诉有理、控告有据的案件瞎或拒不办理，或对错案拒不纠正，或因办理错案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及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以下规定处理：
（一）责成有关市司法机关或责任人员作出检查，或者通报批评；
（二）建议有关机关给予责任人员行政处分，或按错案责任追究制度追究责任；
（三）对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可不予任命；
（四）对市人大常委会任命的人员，可限期停止执行职务，免去或撤销职务；
（五）对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人员，可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罢免案；
（六）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可建议有关机关或由市人大常委会追究责任；
（七）对构成犯罪的责任人员，督促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以上各项可合并适用。
第二十五条 依照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处理的，由市人大政法委员会会同市人大常委会人事任免代表联络工作委员会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或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决定。
第二十六条 市司法机关对市人大常委会某项监督的处理有异议，应书面陈述理由，请求再次审议。市人大常委会应在3个月内作出改变或不予改变的决定。在作出决定前，原处理决定有效。
第二十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及市人大政法委员会在开展案件监督工作时，对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其他不宜公开的事项，应当保密。对有失、泄密行为的责任人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的规定追究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本条例由重庆市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九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6年1月21日
关于许霆案件中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王晓楠


2007年底的一个案子吸引了全国人民的关注，案件并不复杂，被告人许霆在一个出错的ATM机上连续操作171次恶意取款17．5万，一审许霆被广州中院判处无期徒刑。这个案子最早被人们所关注并不是对案件的定性而是量刑，因为在当今没有贪官动辄贪墨百万也只是适用了有期徒刑作为刑罚，17余万与之相比小巫见大巫。一时间从司法实践界到理论界，许霆案件成为了关注的焦点，对于这个案子众多学者也各执一词。不当得利说、侵占说、盗窃说、银行过错说几如一夜春风之后的梨花。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剖析案件之前先来探究一下许霆案件引起这么大的关注的原因。
一、关于许霆案件争议极大的原因的探究
如前所述，许霆案件引起人们的关注和以往引起关注的案件的关注点有些不同，以前引起关注的焦点集中案件的定性上，而这一次人们关注的是量刑部分——人们普遍觉得量刑过重了，即使是认为许霆的行为应当入罪并受到刑罚的人也认为无期徒刑过于严厉。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姜兴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广州许霆案”属于恶性取款，定罪判刑是应该的，但这是一个特殊的盗窃案件，判处盗窃金融机构罪显然不合适，应该综合考虑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从我目前了解的情况来看，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明显过重”。 贺卫方表示，自己得知这个判决时，感到很震惊，“不是对法律判处当事人有罪感到震惊，而是对其处罚太过严厉感到震惊”。 这一次司法实践界和理论界难得的在同一个案件上有了和谐统一的观点：许霆案件的一审判决是过于严厉了。这一次法律精英们俯从了民意，问题关键是为什么民众会认为量刑过重呢？
量刑过重是一个比较之后得到的结论，民众把许霆案件和贪污案件作了比较。现在不少贪污了百万、千万的官员得到的刑罚量也至多不过是一个无期(近几年司法实践有关贿赂性犯罪的判决告诉我们，此类案件适用死刑的数量、比例在下降)，许霆的行为即使再超越法律界限也不会比这些贪污的官员更加严重，既然行为并不见得严重，那么获得了比贪污更加严重的刑罚后果，民众自然要愤怒，自然要不平。从民众情感上来说民众对于国家公权力的代表们要求要更高，因为我们国人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文化”。所谓“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就是一个生动的写照，国家公权力代表的贪污行为要远远比盗窃行为不能为民众所接受。关于这一点也并不是民众的“仇视官员”的表现，从刑法理论上分析我们同样能够得到相较之于盗窃我们更应当严惩贪污的结论。单从行为的性质来看，贪污行为其中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窃取；然而盗窃的主体具有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并且是在利用这种身份，贪污的行为人不仅侵犯了财产性的权益还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对比盗窃罪而言贪污侵犯了更多国家保护的重要利益、关系，理所当然应当承担更严厉的刑罚后果，然而现实中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于是民众对于刑法的朴素理解与司法实践出现了偏差，这种偏差导致了民众对于司法的不理解和不满意这对建立法治国家是有害的。
二、关于许霆案件几种主要观点
（一）不当得利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与银行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许霆办理银行卡并存入相应的金钱，而银行提供服务，包括设置ATM机让自己的客户取款。案件的起因是因为银行的错误给付而使许霆获得了不当得利。不当得利的构成包括四个方面，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到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没有法律根据。银行本来只需要给许霆以卡内金额为限的金钱，但事实上却远远超出了本应给予的金额，对于此，银行欠缺给付目的，属于给付错误，而本案完全符合上述四点，是属于给付不当得利。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还可以通过民事法律继续调整就应该继续停留在民法的调整范畴之内。
（二）银行过错说
该说强调，银行在该案中负有对ATM机、银行计算机系统的维护责任，许霆的取钱行为完全在银行的“配合”下完成的，该案的发生也是在银行的“过错在先”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许霆不应构成犯罪。该说把矛头指向了银行系统，甚至出现了如果许霆要定罪就应当把银行作为共犯的说法（许霆的辩护律师就曾在法庭上质问ATM知罪么？）。
（三）侵占说
该说认为因为无法证明许霆有着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在二审法庭上许霆也坚称自己是为了替银行保管这17.5万，后来许霆携款逃走的行为完全可以是看成是他不归还欠款的表现，这样一来许霆要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又不会带来无期徒刑这种让我们大家都感到有些过重的刑罚，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四）盗窃说
这种观点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刑法之中盗窃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盗窃罪入罪，承担刑事责任。然而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都认为以无期徒刑作为刑罚后果也过于严厉了。
对于许霆案件现在有理论支撑的观点基本上都属于这四种观点的范围，下面我们将对许霆案件从定罪到量刑做一次梳理。
三、关于许霆案件的定性分析
对于许霆案件的定性笔者作了两次选择。
（一）罪与非罪之间的选择
“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对象。” 法律是评价人的行为，许霆的行为究竟该用哪一部法律评价，是出罪与入罪的关键。现代刑法越来越强调人权保证的功能，李斯特说过刑法是犯罪人的权利宪章，我国刑法的演变、发展都在跟随着这个趋势。我国原本就有“出于礼而入于刑”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刑法应该紧守着谦抑的原则，不应该过多的干涉国家其他法律部门的运行，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制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就足以抑制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笔者对于现代刑法的谦抑原则是很认同的，因为刑法毕竟是以剥夺人的财产、自由甚至生命为法律后果的部门法，调整手段的严厉会让社会关系恢复的时间加长，适当限制刑法的适用范围对于修补受到侵犯的社会关系和民众利益都是有很大助益的。英国哲学家边沁有一句名言：“温和的法律能使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具有人性；政府的精神会在公民中间得到尊重。”但是我们在遵循谦抑原则限制刑法的时候有一点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谦抑原则发挥作用的领域是在立法环节（这一点大多数学者都加以认同），当我们在司法领域面对的具体个案的时候我们不能过多的用立法领域中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司法实践。
有一点需要详加说明，现代刑法强调人权保障功能并不意味着社会保障功能的弱化。不再强调是因为刑法本来存在的价值更多的就是倾向于社会保障，因此没有强调的必要，试想一个已经不平衡的天平再在重的那一头加上砝码显然不合理。社会保障功能仍然是刑法的合理的价值内核，刑法依然在调整人的行为的时候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笔者认为，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是平行存在的，最起码在司法的时候并没有原则要求刑法作为民法和行政法的后备之选。一个行为在符合现行刑法评价的时候，而对之放任，是一种司法上的不作为。许霆的取款行为，从171次的取款次数来看，主观上的恶性已经表露无疑；取款数额达到17.5万，数额已经达到刑事法律调整的范围；许霆在时候还携款潜逃增加了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成本，基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当然社会危害性并不是证明行为是犯罪的充要条件，因为还需要满足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罚处罚性，更何况我国在97刑法之中已经明确将罪刑法定原则写入刑法，这些将是后面准备展开的内容，但是笔者对于许霆案件定性的第一次选择倾向于用刑事法律对其进行评价。
（二）此罪与彼罪之间的选择
完成了罪与非罪的认定只是初步的工作，接下来要分析许霆的行为符合哪种犯罪的犯罪构成，如果不能够完成这一部分的证明那么根据我国已经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关于罪与非罪的选择也是不能够成立的。
笔者支持上面第四种观点：许霆的恶意取款行为构成盗窃罪。关于许霆行为能否认定为盗窃罪主要存在着两个争议点首先是客观上许霆的行为有没有秘密窃取的行为。这个是本案的疑点，在本案中许霆用本人合法有效的银行卡进行操作，由于ATM机的故障每次取款1000元在银行卡上只减少1元，有种观点认为这把开门的钥匙是合法有效的，许霆本人并没有借助于其他的手段来取得ATM机中的钱款，在我国合法有效的个人银行卡可以与个人信息对应起来，这样许霆每一次取款的行为都在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不存在秘密窃取的问题。这个就是在文章的开头所说的“由于科技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原来一些传统犯罪的外在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比方说现在一些犯罪行为人借助高科技的手段来实施一些传统的犯罪由于新的手段的加入对司法认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的情形总是层出不穷，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此无能为力，其实很多变化都是外在形式的变化而不是本质的变化，传统理论的理论可能没有列举完所有的形式但是它却详尽的阐述了行为的本质特征，就是这些不变的本质成为我们应对各种情况的标准，这一点同样适用于这个案件。刑法中所评价的秘密窃取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客观情形，行为人的秘密窃取是与行为人当时的主观认识相一致的，秘密窃取并不要求行为人的行为躲避过了所有人的眼睛（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盗窃案件都不会被侦破），很大程度上盗窃罪中犯罪行为人的秘密窃取不能够排除行为人自认为使秘密的情况——掩耳盗铃也是“盗”。我国的通说认为，只要行为人采取秘密的、自认为不为财物的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晓的方法将财物取走，不管第三者是否知晓，也不问行为人是否已为第三者知晓，均不影响盗窃罪的成立。 许霆利用ATM机的错误，虽然这个时候用的是自己的银行卡但是操作的指向却不再是自己的钱款，由此笔者认为许霆的行为符合秘密窃取。其次许霆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笔者认为连续操作171次再加上携款逃走的行为使得许霆非法占有的目的非常明显。如上述第三种观点许霆的行为似乎还牵涉了另外一个罪名——侵占罪。比较盗窃罪和侵占罪笔者倾向于盗窃罪，因为侵占罪所涉及的侵占对象有着严格的法定限制：保管物、遗忘物、埋藏物。ATM机中的钱款怎么样也算不上遗忘物和埋藏物，许霆本人称自己是出于保管的目的。虽然许霆和银行之间不存在保管协议，但是如果事实上许霆履行了保管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其行为认定为一种保管行为。那么加上不归还的举动，许霆的行为似乎也很合乎侵占罪的规定，但是关于侵占行为与盗窃行为有着一个天然的界限是我们所不能混淆的。不同于盗窃行为，侵占行为获得财物是被动的，是守株待兔式的，连续操作171次，无论是遗忘物和埋藏物都是很渺小的几率，而对于保管物来说，主动要求保管财务然后占为己有171次之多，这种行为的评价更应该是诈骗。
注意到许霆连续取款171次后，笔者第二次的选择是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
四、关于许霆案件的刑罚量的思考
成文法的规定有时候显得过于刻板，而这一次法条的规定让法院陷入了两难境地，许霆的行为无疑应该受到刑罚的惩治，然而无期徒刑的结果却也让人难以接受，然而从法条的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的最低刑就是无期徒刑。如何对许霆施以适当的刑罚，不罔不纵是许霆案件的关键。笔者认为既然许霆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那么刑罚是必须的，但是处以无期徒刑是不应该的。
首先，从刑法原理上来看处以无期徒刑的不合理性。“……很需要有一个相对应的、由强到弱的刑罚阶梯。然而，对于明智的立法者来说，只要标出这一尺度的基本点，不打乱其次序，不是最高一级的犯罪受到最低一级的刑罚，就足够了。有了这种精确的、普遍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我们就有了一把衡量自由和保证程度的潜在的共同标尺，它显示着各个国家的人道程度和败坏程度。” 无期徒刑在我国刑罚序列当中属于重型，对于许霆的行为以之作为刑罚很有些杀鸡用牛刀之感，我们思考的不仅是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而是如果这种案件已经使用了无期徒刑那么是不是与轻型化的趋势相背离。再加上前文所述的民众对于无期徒刑的结果普遍不能接受，刑法有这自然犯的部分而盗窃就属于这部分，民众对这自然犯定罪、量刑有着自己的评价，虽然学者大可以说这种情感不应该在司法中考量而应在立法的时候注意。没错，司法中我们在97刑法第3条的指引下似乎没有办法，但是民众的反应本身就是社会对于刑罚量接受与否的风向标。
其次，从技术使用角度来看无期徒刑并不是唯一选择。适用无期徒刑是应为许霆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那么许霆盗窃行为所指向的ATM机到底是不是金融机构呢？笔者认为案件中的ATM机并不能够等同于刑法中作说的金融机构。虽然现行的刑法对于ATM机没有做出过直接的定性，但是参照其他法条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刑法对于金融机构的理解，在情节罪的加重条款之中金融机构与银行并列在一起，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规定不会低于人们对于银行的理解。ATM机本身并不具备成为银行的全部条件，虽然由于网络的连接人们使用ATM机已经能够完成银行的各种基本的服务，但是ATM机却不具备值班的管理员（虽然ATM机可能和警察局联网但是很快赶到现场不能取代就在现场）、柜台出纳员（虽然有的学者把出错的ATM机比作神经有问题的出纳但是银行不会让一个有问题的出纳出错171次而不及时更换）、会计（虽然ATM机会受到银行的监控但是对于欠款的计算毕竟没有银行快捷）等等，基于这些ATM机不具备的因素，笔者认为ATM机不等于银行，不等于金融机构，这样许霆就不会构成盗窃金融机构且数额巨大了。国家会根据法律和情节的考量来给许霆一个合适的刑罚量，来惩治许霆的行为，恢复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