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读周永坤著《论自由的法律》

高军
（江苏常州江苏技术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常州 213001）


中国法学是近代以降西学东渐的产物，经晚清沈家本、伍庭芳及民国时期东吴、朝阳诸法律先贤筚路蓝缕，始初呈一派蔚然之气象，然终因历史变革之缘故而学脉中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阶级斗争为纲”笼罩下的法律彻底沦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甚至法学专业一度曾被取消，至于法理学更成了论证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合理性的工具。改革开放后，法学界尤其法理学界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批判阶级斗争法学，破除“左”的法学教条主义，在废墟之上重建法学学科。作为改革开放后诞生的第一批法学家中的翘楚，周永坤教授秉承东吴法律传统，一直以无畏的理论勇气、犀利的批判精神、卓越的学术见地、强烈的现实主义关怀而特立独行于学界。最近，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永坤教授的《论自由的法律》，这是作者从事法理学研究二十多年的一个学术总结，她不同于一般的论文集，而是按照一定的中心予以组织，浑然自成体系的一部学术专著。
阅读这部著作，可以发现，这是一部见证改革开放后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体现作者追求自由、平等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学术心路历程的专著。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法理学研究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批判法理学研究中的教条主义
新中国的法学研究从一开始就患上了严重的“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症，它使法学脱离了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轨道，而只知道从所谓的经典中机械地寻章摘句，最终沦为语录的拼凑和意识形态的打手。法理学研究要取得发展，必须全面清除教条主义的影响。作者从投身法理学研究领域的那一天起，即对法律教条主义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
首先，作者对作为教条主义法学重要基础的“经济决定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早在1987年，作者便写作《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一文，对生活方式与法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向作为教条主义法学基础之一的“经济决定论”提出了挑战，以生活方式对法律的作用来证明法律产生的基础是多元的。在另一篇《法律经济决定论评析》一文中，作者从正面对主流法理学基本假设提出质疑，批判了法律经济决定论，并着重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晚年对经济决定论纠偏的思想，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纠正了长期以来对马恩思想的误读，并指出经济决定论对立法、法律实施和对法学尤其是法理学的发展的负效应。《法学家与法律现代化》一文中，作者还批判了机械的经济决定论忽略了主体选择对法律发展的决定作用，指出，无论是内发型还是外发型法律现代化，法学家均起了关键性的主导作用。
其次，作者与教条主义法学的另一个基础——“统治阶级意志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斗争。教条主义法理学关于“法律是什么”的理论核心判断是“统治阶级意志论”，它建立在国家本位、阶级本位之上，将法律当成一种国家、阶级现象，对法律的产生、体系、功能、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教条地从国家、阶级中求解答，这实际上隐含了一幅等级特权的法律理想，成为人的自由与解放的严重观念障碍。在《法律——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一文中，作者从分析“法律是什么”这一古老的但却是法理学研究的核心命题入手，对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法律理性论和法律意志论争论进行了系统的考察，从宏观上对理性论和意志论进行比较，批判了统治阶级意志论。同时，通过对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的剖析，指出马克思统治阶级意志论并没有完全抛弃理性的思维方式，马克思一方面讲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另一方面又说立法者“是表达法律而不是发明法律”，认为意志之上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通过以上论述，作者从根源上向实践中“新意志论”的理论基础提出挑战，进而认为法律是理性和意志的复合体。对于法律的理性和意志问题，必然涉及到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的关系的命题，在《论法律的强制性与正当性》一文中，作者运用历史的、逻辑的、价值的、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批判了法律强制论，强调指出，在法律强制性与正当性关系上，法律的正当性高于强制性，只有建立在正当性之上的强制才是法律的强制，否则便是赤裸裸的暴力，正当与否是法律与赤裸裸暴力的分野。
第三，作者还从规范学术批评的视角对法学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针对1990年代中期宪法和法理学界中奉教条主义为圭臬的某些人所掀起的，对不同于传统的学术观点施以政治棍棒的政治批判之风，作者发表《确立学术批评规范》、《坚持实践标准，进一步清除法律教条主义》等论文，提出法学研究中学术批评应当遵循科学的标准，以期推进正常的学术批评，阻止“文革”式批判的蔓延，同时，提出法理学研究必须坚持实践的标准。
二、反思、批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法学界刮起了一股势力强劲的法治“本土资源”风。法治“本土资源”说以美国学者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为立论基础，其提出迎合了当时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受到官方的追捧，并在年青学子中颇有市场，对我国法治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形成了一定的冲击，并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观念的混乱。针对这种现象，在对传统法律文化作系统考察的基础上，作者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首先，作者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放到人类法律文化的背景下，从中西方法律文化比较的角度来认识。在《中国法律现代化与西方法律文化》一文中，作者回顾了中国法律现代化的历程，指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被动性、恐惧性；实用性、急功近利；重形式、轻精神；重国家，轻个人”等特点，认为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内在冲突。《国家与法律的关系——法文化解读》一文则是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出发进行法文化的探讨，认为西方法律文化是社会主导型文化，其特点是法治和人权。而中国的法律文化从进入国家阶段以来就是国家主导型的文化，这一文化的鲜明特色就是人治与权力。在另一篇《超越自我——法律现代化与法文化转型》中，作者较早地运用了公私法文化的分类，指出西方法律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复兴罗马法的旗号下的私法发展、形成私法精神并进而普及于公法、改造公法、最终形成私法文化的法文化类型嬗变的过程。指出中国发达的公法文化传统，分析了公法文化的现状，提出中国法律现代的目标是完备私法和公法私法化。
其次，作者还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角度，分析了现代法治社会构建的社会基础。1996年春，中国领导人选择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战略目标，如何实现法治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次年，作者发表《社会优位理念与法治国家》一文，认为法治国家的核心要求是国家权力运作的法律化，就是说，国家应当在社会所确立的法律之下。而国家优位理念是当代中国走向法治的最大障碍，实现法治首先必须确立社会优于国家的理念。针对中国法律国家主义观念盛行的状况，同年发表的《法律国家主义评析》一文从认识论和法律实践两个层面上剖析了法律国家主义的危害，指出其所奉行的国家神圣观念颠倒了人与人创造物的关系，使人成了自身创造物的附属品。提出塑造以社会为根本立足点和基本价值取向的法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及法律行为模式的“法律社会主义”。
《吸收古代类法治文化，建设自由法治社会》一文是作者法律文化研究的总结之作。在该文中，针对“法治本土资源”说立论的“地方必知识”基础，作者认为，法治得以建立的前提是承认法治的普适性理念和制度，不承认普适性的价值和制度就谈不上法治。同时，作者认为正像一切理解都难免具有片面性一样，将中国社会看作人治社会，将西方主流社会看作法治社会也必然会遗漏掉许多重要的知识。因此，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类法治”的概念，指出中国古代人治社会中存在着某些零星的类似和接近于西方法治精神的文化。对于传统类法治文化的现代价值，作者认为，当代西方的问题主要是偏执于工具理性的“现代性问题”，因此，中国古代类法治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可以作为西方现代性问题的“缓解剂”，但也就是仅此而已。21世纪不可能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1世纪的主流文化只能是西方文化合乎逻辑的发展。当然，这种文化又不是纯西方的，而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化”。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古代类法治文化给我们的智慧不仅在于其内容，更在于其遭遇，在于从类法治文化的消亡中体悟到太多的东西，所以应当对传统类法治文化加以改造以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建设所用。
三、密切关注中国社会现实，从法理角度寻求社会问题的解决思路
与一些所谓的“关在书斋里，一个劲地抽烟猛想”的学者所不同的是，密切关注当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从法理的角度来解释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探索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是作者治学的一贯风格。
1.作者一直关注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我国改革开放后变法过于频繁，立法尤其是行政立法的随意很大，由于30多年的人治积习，加之改革开放本身是以“坏规矩”为特色，法律的难行便于改革开放同在，而公民守法状况则更是普遍堪忧。针对这种现象，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作者陆续发表《法的稳定性》、《守法论》、《法的实现相关要素分析》、《宏观调控的法治化》等论文，对整体法律的良性运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1999年，作者发表《法的安定》一文，在学术界比较早的提出了“法的安定”的概念，并全面地分析了这一概念的科学内涵及要求。
2.作者高度关注司法实践，努力促进司法制度与司法理念的合理化，推进司法公正。在《当代中国的法律解释与法治的冲突》、《效力冲突与法律选择》、《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一系列论文中，作者提出在我国应当建立司法规范审查制度、赋予法官查找法律的权力等有价值的建议。作者还通过对婚内强奸案、组织“男男卖淫案”等具体案件的分析，澄清了司法实践中一些带有导向性的错误观念。而在《正义的成本与法治》、《定罪量刑不亦考量民愤》等论文中，作者指出正义的实现必须要考虑成本问题，以及民愤具有主观性、非理性、不确定性等特点，如果以民愤这样的非理性的成份来左右司法，其结果不但破坏了法律，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降低了司法公正。另外，针对当前司法系统片面重视调解，甚至导致强制调解在司法实践中大行其道的现象，作者在《法治的纠纷解决机制》一文中指出，有利于自由的司法只能是法治的司法，人治的司法不可避免地影响人的自由，目前强化信访制度是一个建立在错误的理论之上的错误的制度选择，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强化法院的功能，将信访机构还原为一个下情上达的信息传递机构。
四、对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法理学学科的真正独立，以及法理学研究水平的高低，都建立在科学的法理学基本范畴及方法论的基础之上。作者对这两个方面研究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作者对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代表了学术界最高的成就。长期以来，法理学基本范畴研究是我国法理学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作者对法理学的一些基本范畴特别是对法律责任及诉权的研究，从理论深度上来看，迄今为止，均代表了法理学界的最高研究水平。
2.作者对法理学方法论研究予以了高度关注。在《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一文中，作者批判了传统法理学“统治工具论”中反价值基础，对法学研究中的价值处理问题系统地作了历史的、实证的考察和疏理，从价值研究在法学史的存在与发展样态，理解负责任的法学应当是追求自由的法学。在《理论创新与结构重组》一文中，作者分析了中国法理学缺乏本土文化支撑、学术积累不厚且又缺乏反思精神，面对全方位的社会变革与汹涌而来的全球化浪潮，其危机是显然的，作者将其形象地喻为“青春期危机”， 指出渡过危机必须实现“从‘规律学’到‘规则学’、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从中国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等8个方面的变革。
结语：回归法理学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期以来，在唯科学主义的笼罩下，我国法理学以描述实在法即“法律是什么”、追求法律规律为目标，对应然法即“法律应当是什么”缺少应有的关注，这导致了法律理想的缺失。作者自从事法理学研究以来，始终为构建自由、平等的法理学而上下求索。在作者的上述研究中，均贯穿着自由、平等的学术追求。此外，作者还发表了一系列集中体现作者法理学价值追求的论文。在《法学的学科定位与法学方法》一文中，作者从人类知识体系定位的角度出发，明确指出法学在学科体系分类中属于规范学科，它的目标是寻求达于善，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方法，而不是追求所谓的规律。另外，作者还在《全球化与法学思维方式的革命》、《世界法与法的世界化》等论文中，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对中国法理学进行了研究，以期确立法理学自由、平等的价值定位。同样，也正是基于全球的视野，并基于从西方法律思想史角度的考察，作者在《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一文中，探寻了法治的历史之源，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上是法治的，提出法治是社会主义底线的正确论断。


本文已发表在《江南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转引请注明出处,谢谢!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


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１２７号

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办法
（２００２年９月２７日江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通过）
全文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老年人是指６０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三条　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老年事业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根据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老年人口规模，逐步增加对老年事业的投入，并鼓励社会各方面投资或者捐助，使老年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设立的老龄工作议事协调机构，负责协调有关部门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其下设的老龄工作机构具体负责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日常事务，主要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
　　（二）指导、协调、督促有关部门和组织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三）支持、引导、组织社区开展老年服务工作；
　　（四）推动社会各方面发展敬老、养老、助老等公益事业。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确定人员具体负责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第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团体以及各类企业事业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
　　村（居）民委员会和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应当反映老年人的要求，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开展有益于老年人身心健康的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服务。
第七条　全社会应当广泛开展敬老、养老、助老的宣传教育活动，树立尊重、关心、帮助老年人的社会风尚。
　　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媒体应当反映老年人的生活，开展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宣传。
　　青少年组织、学校和幼儿园应当对青少年和儿童进行敬老、养老、助老的道德教育和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法制教育。
　　提倡义务为老年人服务。
第八条　每年农历九月初九为本省老年节。
第九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受赡养的权利，赡养人必须承担赡养义务。
　　赡养人不得以放弃继承权、老年人婚姻关系变化、老年人在赡养人未成年时期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抚养义务或者其他理由，拒绝履行赡养义务。
　　赡养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赡养费用应当由赡养人从夫妻共同财产中支付；家庭其他成员应当支持和帮助赡养人履行赡养义务。
第十条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的义务，保证老年人的衣、食、住、行、医等基本生活需求。对无经济收入或者收入低微并与瞻养人分开生活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按期给付赡养费，提供必需的生活物品，保证老年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家庭成员的平均水平。
第十一条　赡养人应当在生活上照料老年人。对患病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赡养人应当提供医疗费用和承担护理、照料的责任。赡养人护理、照料确有困难的，可以请人代为护理、照料，并及时支付所需费用。
第十二条　赡养人应当在精神上慰藉老年人。老年人和赡养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和问候老年人。
　　赡养人应当尊重老年人的生活方式，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尽量满足老年人健康有益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第十三条　赡养人有义务耕种老年人承包的田地，照管老年人的林木和牲畜等，收益归老年人所有。
　　赡养人履行前款义务有困难的，可以雇请他人代为履行，并承担所需费用。
第十四条　赡养人之间可以就赡养义务的分担进行协商，经征得老年人同意后签订赡养协议。村（居）民委员会、赡养人所在组织或者基层老年人组织应当监督协议的履行，并在协议履行发生争议时主持调解。
第十五条　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受法律保护。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以索取、隐匿、扣押老年人的合法财产或者有关证件等方式干涉老年人离婚、再婚及婚后生活。
　　老年人有与配偶共同生活的权利。赡养人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不得强迫老年人与其配偶分开生活。
第十六条　老年人与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共同购买、建造的房屋，老年人依法享有相应的所有权。
　　老年人与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共同享有所有权的房屋调换、拆迁、改建后，老年人仍享有相应的所有权。
第十七条　老年人自有或者承租的房屋，子女或者其他亲属不得侵占，不得擅自改变产权关系或者租赁关系。
　　老年人的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在申请办理老年人自有房屋过户、变更等手续时，应当征得老年人本人同意，房产、土地管理等部门应当查验能够反映老年人真实意愿的合法有效的证明文书。
第十八条　老年人有权依法处分个人的合法财产，子女或者其他亲属应当尊重老年人的意愿，不得干涉，不得向老年人强行索取。
　　老年人依法立遗嘱处分个人的合法财产或者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的，子女和其他亲属不得干涉。
第十九条　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赡养人和扶养人，或者其赡养人、扶养人确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户口在农村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供养；户口在城市的，作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在其户口所在地享受最低生活保障，或者由政府兴办的老年福利机构供养。
第二十条　提倡各类社会组织或者个人资助或者扶养生活困难的鳏寡孤独老年人。
第二十一条　老年人依法享有的养老金和其他待遇应当得到保障。社会保险机构等有关组织必须按时足额为老年人发放养老金，不得无故拖欠，不得挪用。
　　对已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老年人的医疗费，社会保险机构应当按规定及时报销，不得无故拖欠。
第二十二条　农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将未承包的集体所有的部分土地、山林、水面、滩涂等作为养老基地，或者提供开办经济实体的场所，由基层老年人组织经营或者管理，也可以从集体收益中拿出一部分，用于补充老年人养老或者发展老年福利事业。
第二十三条　农村老年人不承担村内集体生产和公益事业的劳务。
第二十四条　医疗机构应当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有条件的地方可以为老年人设立家庭病床、老年病专科、老年门诊，开展巡回医疗等服务。
　　城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为社区内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提供医疗护理、健康检查、保健咨询等多种形式的卫生服务。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重视和加强对老年教育的组织领导和统筹规划，加强老年教育设施的建设，支持和引导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兴办各类老年学校，开展各种形式的老年教育。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文化、教育、体育等行政部门应当指导、帮助老年人组织和村（居）民委员会开展适合老年人的健康有益的文化、教育、体育、娱乐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第二十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结合本地实际，将老年福利院、敬老院、老年公寓、老年医疗康复中心和老年活动场所等老年福利、服务设施的建设，纳入城乡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支持和资助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参与、兴办各类老年福利、服务设施。
第二十八条　老年福利、服务机构的建设用地，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属有偿出让土地的，应当降低土地出让金。
　　依法设立的非营利性的老年福利、服务机构，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享受减免税费的优惠，免征市政公用设施配套费、施工管理费等建设配套费用以及城市煤气和供水增容费，免收生活车辆养路费。
第二十九条　社区应当把为老年人服务作为社区服务的重要内容，逐步建立以老年福利、医疗保健、体育健身、文化教育和法律服务为主要内容的老年服务体系，组织开展各种形式的敬老、养老、助老和老年人自我服务活动。
第三十条　老年人持老年人优待证或者居民身份证，在全省范围内享受下列优惠待遇：
　　（一）优先购买车票、船票、飞机票，优先上车、上船、登机；
　　（二）到医疗机构就医，优先挂号、就诊、取药、住院；
　　（三）免费使用收费公共厕所；
　　（四）免费进入城镇公园。
　　７０周岁以上的老年人除享受前款规定的优惠待遇外，在全省范围内还可享受下列优惠待遇：
　　（一）免费进入旅游景区景点、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场所；
　　（二）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电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本地条件，可以扩大老年人享受优惠待遇的范围。
第三十一条　《江西省老年人优待证》由省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监制，城市老年人可以向县级人民政府老龄工作机构申领。农村老年人申领《江西省老年人优待证》，由乡（镇）人民政府统一办理。
第三十二条　对百岁以上的老年人，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每月不低于１００元的长寿补贴。具体办法由县级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三条　鼓励老年人根据社会需要，在自愿和量力的情况下，从事关心教育下一代、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开展咨询服务、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等各项社会活动。老年人参加社会活动的合法收入不影响其依法所享受的待遇。
第三十四条　对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制止和检举。被侵害的老年人及其代理人有权要求有关部门处理或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处理，不得推诿、拖延。
　　老年人因其合法权益受侵害提起诉讼，交纳诉讼费用确有困难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缓交、减交或者免交的优待；老年人需要获得法律服务，但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提供法律援助。
第三十五条　不履行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职责的部门或者组织，由其上级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规定的职责，致使老年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由其所在组织或者上级机关责令改正，并可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拒绝向老年人提供优待服务的，由其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老龄工作机构可以建议有关主管部门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三十七条　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造成财产损失或者其他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其他民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１年１２月１８日江西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的《江西省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条例》同时废止。